林鄭母校教曉她什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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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年前大學畢業時人仲年輕，曾跟大隊一窩蜂去考EO考AO，其中一份卷是《基本法》測試。我為此曾在一家星巴克蒲了好幾個鐘頭，把整本《基本法》念得滾瓜爛熟。考卷是選擇題，沒啥難度，最後我只錯了一條，雖高分但低能，所以沒被選上加入政府以明志。

部署在金鐘返工失敗，一個屈尾十就去了工廠區做記者。世事都是舊時的好，要認識《基本法》就老老實實去念書，正正經經考場試再給你發張成績單，兼得政府聲明，測試成績永久有效。好使好用，如在屁股上烙一個支付寶認證，見工又得，叫乜都得。

但今時不同往日，念書考試不夠，還要在學校禮堂排排坐，聽李飛普通話直播。新聞第一句，通常都寫「教育局表示最少有十六個辦學團體共五十間中學，直播李飛演講」，做大人的都心知肚明，「五十間學校」是用來交數的，十間太少，一百間做數味濃，五十是黃金數字，是香港式的走位。

成件事由頭到尾，都是職場世界人所共知的「違心做戲」技巧，每日返工做場戲畀老細睇或者做畀客睇的例子，如恆河沙數，誰敢說做戲有錯。但在學校直播李飛，最錯錯在禍及學子，點解要拉學生落水演這場政治秀？點解一齊做番場戲的，不是問責局長、校長老師，或者169,027名公務員，而是十幾歲最欠話語權的半熟成人？

林鄭那一句賴皮的「你瞇埋眼咪睇唔到囉」，還請她撫心自問，是不是其母校SFCC教曉她的做人道理。

帶兩老去旅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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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幾歲的時候，朋友之間講起旅行，談的都是風光、美食、歷奇，還有路途上陌生男士所獻的殷勤（這部分我都是聽的多、分享的少）。到了三十幾歲，心態有些改變，大家開始有意識地想帶父母出門。帶兩老去旅行是一門學問，情緒智商要很高，對遊樂的期望要調低，賞景是其次，相處才是主菜。

朋友是家中孻女，兄姐年齡比她大得多，自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念小學時，偶爾在屋企附近碰到她，每次我和姐都像勞工一樣，正合力扛着一袋米，或者拿一罐生油，但她手裏抱着的，總是一個長了藍色眼睛的芭比娃娃。

父母老來得孻女，對她寵愛有加；朋友長大後一直想帶兩老旅行，但她老竇是典型的固執類，多番推搪女兒說：「屋企要睇住的，豈能走開！」朋友不放棄，游說兩老足足幾年，最近他們終於成行，由她帶兩老遊日本。五日行程讓她身心俱疲，此刻正在飛機上的她，返港前的半夜，用僅餘的少少心力在群組抒懷，灰心到要喊。

她出發前以為自己已經思慮周全，但放諸現實始發現太油的拉麵、太薄的叉燒、不夠鑊氣的炒菜、只得綠茶沒有普洱的飯餐，以至清水寺太陡的坡、JR太長的樓梯，還有未熟透的溏心蛋，都成為了中日建交的障礙。身為過來人明白不過，但覺朋友已然勇氣孝心可嘉，我安慰她說，別只看兩老當下的埋怨，他們心底裏的欣賞和回味，需要一些時間始能釋出浮現。

如何寫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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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個問題，好多年來我每次下筆寫文，例必再想幾回：一篇三四千字的人物訪問，除了寫夠字數之外，究竟還有什麼寫法？

以前在《壹週刊》（非黃浩旗下）做記者，常流傳一種講法，就是壹仔的人物寫作有個套路：第一段要寫受訪者名字由來；第二段要寫當年青澀歲月、同一個課室上課的有誰誰誰，而他們今日已貴為乜國手物局長；第三段開始，就是受訪者整個人生的恩怨情仇、女色邪淫。

當年聽到以上說法之後，幾乎立即就要打辭職信。冷靜下來，覺得咁大間公司，沒理由連某一版面某篇文章如何寫法都要管吧；不過將此套路一直牢記在心，倒是真的。而在雜誌寫文幾年之後，我愈發覺得，寫作手法可以如何改變，重點未必在於受訪者的故事，反而載體是什麼，來得更有影響。

以雜誌的篇幅為例，一版刊登八百字，如果文章長四版，那最好每八百字就有一種場景的轉換。如果文章在App上刊登，預計讀者一般只有耐性「掃」四至五下屏幕，那麼最少每二百字就要有一個俐落的信息帶出。假如文章在網上刊登，預計讀者以電腦看的多，則又有另一種寫法。

政治漫畫家三十六載首次被炒，香港壹週刊難容尊子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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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的午後，在鰂魚涌一家咖啡店裡，尊子一貫笑意盈盈，他向咖啡師說：「我想試一下你們的drip & drop冰咖啡。」咖啡師臉上掠過小小的驚喜：「你喜歡喝ice drip？」大概等了整天，才等到一個不點牛奶咖啡的客人。我碰一碰咖啡師的手肘 說：「我要杯牛奶咖啡就好了。」說來湊巧，我們三人都曾為香港《壹週刊》付出勞力，賺過黎智英的錢，而且人工還不錯。我當年在壹仔當記者，咖啡師是昔日的攝記，尊子更是自第一期開始，就替壹仔畫政治漫畫，至今廿七年。畫畫的、拍照的、寫字的人都在，但肥佬黎麾下的《壹週刊》，卻在我們見面前十日「關門大吉」了。 第一次炒魷魚 《壹週刊》易手予商人黃浩，雜誌總編輯黃麗裳淚灑當場，憤恨形容有如把員工「賣去妓寨」，不想賣身者遂紛紛跳船；惟傳媒經歷冰河時期，記者手停口停，很多員工為了生計必須留下。一眾專欄作家包括練乙錚、林本利、陶傑、李碧華、蔡瀾、李柱銘等，無一願意留低，人人鄭重向讀者告別；除了尊子，沒有擱筆明志。 記者：「壹仔稿費很高嗎？」 他咧齒笑：「高呀高呀！」 記者：「廿七年來有加薪嗎？」 他繼續笑：「應該有啩⋯⋯不過我沒留意，因為都是自動轉賬。」 用普通話把「黃紀鈞」倒轉念，得出來就是尊子。這就是他的創意，總是用另一種方式去做同一件事情。不過現在除了尊子樓下的看更外，他說已沒幾人會稱呼他黃先生了。尊子名字響亮，在於他過去三十六年以來，筆下畫過逾萬幅的政治漫畫之後，至今仍然沒有親建制媒體敢刊登他的作品。梳一個平頭的他外表如此和稀泥，筆桿子卻如此的硬，而畫出來的漫畫則會令人笑，這就是尊子。 早在八十年代初，他就在報紙雜誌畫政治漫畫，那時不過廿歲出頭，畫功稚嫩但為人尚算成熟。於香港中文大學念藝術系時，他已經是王司馬的粉絲，常追看王氏在《明報》的漫畫專欄，「欄目叫狄保士，專門畫社會民生問題。」畢業後幾年，尊子開始在胡菊人創立的《百姓》半月刊畫畫，雜誌內容並非「食買玩」，頭號關注的議題是香港前途談判，這樣的氛圍下，他筆桿所畫不是鐵娘子，就是鄧小平，注定不能做隻快樂的「港豬」。 那是一段流金歲月，工作機會多的是。尊子一邊在《明報》做記者，一邊明撈《百姓》畫漫畫。他開始畫出一點風格和名氣時，亦引起了《明報》大老闆查良鏞的注意。記者擔心地問：「他要追究你收兩家茶禮嗎？」尊子的回答卻是反高潮：「查先生命令編輯打聽這個人是誰，卻不知道我明明就是《明報》員工。他覺得報紙老化，想找些年輕人加入。」 就這樣，尊子開始主攻政治漫畫，花十年磨一筆。當香蕉成熟時，傳媒亦步入了傳說中最美好的九十年代。那種美好，究竟是怎樣的？尊子摸一摸他的平頭，回憶起來：「那時對九七前途問題抱著懷疑，是很正常的態度，人人都覺得值得關注和懷疑，不涉及利益問題，可以較單純地僅就問題表態。」 當然畫呀，否則他要給我發一封炒魷信。 尊子說，《壹週刊》易手後，他最初希望繼續為新東家畫畫 當社會上不存在必然是對的觀點、當「政治正確」尚未成形、當轉軚還未及發生之前，香港大概真的很美好。「那時候很多編輯問，有沒有漫畫家可作介紹，他們想找代言人去畫去寫，大家都想搶讀者，傳媒渴求新角度和新觀點，大鳴大放啊。」 《壹週刊》就在此時創刊，尊子漫畫足有兩個大頁發揮，鄧小平變鄧伯爺、江澤民是大隻江，李鵬成了八字鵬。他仍舊在《明報》當全職，但明撈的地盤愈來愈多，高峰期一日有八個欄目見報。就這樣他畫到鄧伯爺仙遊，畫到老董上場，畫到很多傳媒紛紛轉軚，畫到荼蘼花開時，肥佬黎連壹仔都賣掉了；文字人紛紛擱筆表態，畫畫的尊子卻周圍張揚，要繼續為新東家畫畫。 他又用另一種方式去做同一件事情，笑嘻嘻的說：「當然畫呀，否則他要給我發一封炒魷信。」廿七年來他都是逢週二交稿，從未脫期，因此《壹週刊》易手後的星期一，他花了大半天來度蹺（構思），週二卻遲遲未收到編輯的催稿電話。尊子按捺不住，向新任的老總發訊息。 尊子：「我照往常交稿啦！」 新老總：「我們好像老董的八萬五，不提及等於不存在啦。」 言下之意是，沒人通知他的專欄可以留低，他的專欄就不再存在了。在紙媒畫漫畫三十六年，尊子終於開齋，頭一趟被炒魷，逞兇者還要是《壹週刊》。他說：「我單方面被終止呀，傷心。沒想過那是最後一期，所以畫的時候也沒懷特別心情。」儘管他嘴裡說傷心，看起來其實輕鬆，就像漫畫，舉重若輕。 醜人迎習大大 十月真是多事之秋，原來尊子被壹仔炒魷之前，《明報月刊》的專欄也「被」自行了斷。 尊子重申：「是我炒人的！」話說他把王羲之的蘭亭序改頭換面，拆散重排，原著寫魏晉名士飲酒賦詩之樂，經尊子惡搞，則變成回歸廿年，一班醜人相聚十九大，恭迎習大大之慶。他還要狡辯：「我坐在電腦前良久，不斷找，才找到王羲之每個字的舊帖，花了我好多時間啊！」 《明報月刊》：「可否調一調個字⋯⋯習大大？」 尊子：「嗯⋯⋯」 《明報月刊》：「我們在內地仍有百幾讀者，你這樣一出，我們連百幾都沒了，跟內地交流盡斷。我們仍想跟大陸有個窗口，做到就盡量做。」 我可以自己不想畫政治，但不能由你限制我不准畫。 尊子被《明報月刊》編輯「溝通」後說 尊子說：「我本來不想刪走習大大幾隻字，但他們說到不想跟大陸讀者斷了交流，就因為這一點，我才妥協。」尊子筆下的蘭亭序2017年醜人版，「習大大」三個字煙消雲散。那一期刊出之後，編輯再找尊子「溝通」，「他們要求我以後不要再畫政治，那我就說不畫了。我可以自己不想畫政治，但不能由你限制我不准畫。」 「哈哈哈哈！」講到這裡，尊子竟然笑。正在談自我審查的大問題，他還嬉皮笑臉，「做《明報月刊》可以搞下拼貼，撞下顏色，係幾好玩。不過呢，有時真的抓破頭皮，現在不用做都⋯⋯」說完，又笑。 一粒點的世界 提到自我審查，記者望著尊子，見到的卻是一粒黑點，令人忍不住想笑。 事緣2016年4月，《明報》執行總編姜國元（安裕）突遭解僱，被認為是更高層的總編鍾天祥不滿某些報道立場，想「滅口」不聽話員工，因而有所動作。三位專欄作家余若薇、陳惜姿和吳志森率先在專欄開天窗，內文空白，以標題表態。他們分別寫上：「安裕不安／明報不明」、「明報炒姜不明不白／樑柱砍斷日月無光」，以及「欲悲聞鬼叫／我哭豺狼笑」。時任總編鍾天祥得悉後大怒，先停機拒印，後在內文空白位置強加公司立場的「注釋」。 至於尊子，他只在漫畫格上畫了一個黑點，再配以這行字：「經營困難，生意惡做，為東主慳油墨錢，今天只畫一點。」一點灌頂，拈花而微笑。 文字重得像鉛，漫畫似陣風，一吹酒醒，醒了還會笑。 記者誇他這粒點好笑，但尊子說：「不是粒點好笑，是《明報》整件事情夠荒謬，才好笑呀。」畫粒點就賺到稿費，這筆錢容易賺，豈料尊子直言，他還試過更賺錢的做法：「粒點都不畫，就放空白呀，乜都冇。」原來也是在《明報》的傑作。他回憶那次涉及言論自由的白色恐怖問題，發在中非小國，他靠一張白紙就過骨。 尊子說自己畫畫生涯，遇過不少次言論自由受威脅的事件，有一次發生在九七年，詳情忘了，但他記得自己心血來潮，畫了一個花牌，悼念香港新聞自由已死。畫完後傳真給其他漫畫家，看看能否連上線，「當時很多報紙仍有漫畫欄，畫家收到這個花牌，就在上面再創作，甚多人嚮應啊！」悼念花牌遍地開花，簡直是行為藝術，卻是廿幾年前花事了。 問尊子，若今日再把花牌發出去，還有人會回覆嗎？「都會有⋯⋯網絡漫畫家吧。他們比我還要激呀，只是沒有園地發表。」他沉默半晌後說：「今時今日，香港報紙仍肯用時事漫畫的，僅剩幾份。昔日的漫畫版，全部刪掉，編輯對漫畫這個東西興趣不大。更重要的是，漫畫很難控制，文字可以改，但漫畫改不了。」 漫畫放在報紙，變成高風險專欄。「文字出事，可以改，或者找人寫過放入欄中。但畫畫好了，畫到梁振英一副衰樣，你不能把他改成帥哥。加上漫畫欄突然抽起，那種尺寸，改放文字也不成呢。」 因此，編輯和漫畫家之間，往往需要很大互信，信任是栽花，需要陽光與空氣，但香港的報章雜誌，已經把花園荒廢太久，十幾年來再沒有撒過種籽。「一個陌生人，他們不敢開個欄讓你畫，怕今日你鬧李柱銘，明日會鬧江澤民，大後日你罵習近平，點算？他們要認識你、信任你，知道你條線，才放心讓你畫，這也是整個社會文化的問題。」 而尊子這顆少有的給撒下來的種籽，原來還得每日傍晚跟編輯溝通，了解他們翌日會發的新聞；若遇上感興趣的題材，他會多問幾句新聞背後的細節，然後三個小時內交稿，「若報紙有獨家新聞，我就可以跟貼他們的題材。相反一些我有興趣的新聞，若他們只用很小篇幅交代，那我就放棄不畫，另想題目。」 香港人的支持 美國有位政治漫畫家Joe Sacco，廿幾年來蹲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，跟無數巴勒斯坦人做過訪問，他們向他訴苦、聊天，他和他們生活，進餐；在一呼一吸的鼻息之間，目睹了所有活著的細節以及以軍的惡行，他把蒐集回來的故事，畫成專欄和一本本漫畫集。 尊子問：「他是否中立？」 「漫畫表現出來的故事，當然經過組織和思考，帶出來訊息和立場。那他是否中立呢？讀者會相信他透過一個中立的過程收集資料，但漫畫一經畫出來，表達的就是他自己的意見。」尊子說，這種中立構成彼此之間的信任，「中立不是一種結果，而是一個過程。」 中立從來不是各打五十大板，就叫中立，文字和漫畫都一樣。 尊子 一旦信任崩潰，下一步，讀者將離棄你。「不止是漫畫家，傳媒人也一樣，作者要維持這種信任，就要繼續中立地收集資料，而非把自己的作品和立場模糊化。中立從來不是各打五十大板，就叫中立，文字和漫畫都一樣。你一轉軚，信任就煙消雲散。」 意思是，傳媒人要有腰骨，才會有巿場？君不見轉軚的文字人蠻多，似乎也給養得肥肥白白。尊子不諱言：「抽空來說，中國大陸的漫畫家只有和稀泥的才生存到。香港呢，某些報紙和左報，和稀泥都有人要的，但好多都是垃圾。」他說中了國情，大概愈趨一國一制。 但漫畫和文字到底不同，好的漫畫令人發笑，這種自然反應裝不出來。「漫畫的本質是很靈活的，當你給予畫家限制和審查，就很難畫到好東西，既不好笑，又不諷刺，更沒啟發性。只有畫得比較差的人，才肯做，那些充其量只能叫政治插圖。」 尊子目前仍有的漫畫地盤，僅剩《明報》和《蘋果日報》。他能夠畫出不是垃圾的東西，是報館腰骨夠硬，還是他的軚盤把持得住？尊子生鬼，當然不會回答記者這種二元分法問題，他把光環留給香港人。「報紙也很現實，當你不受歡迎，當你的觀點，不能代表部份讀者的意見，他們立即就停你稿。行內編輯老總，總會感受到報紙的基本支持者是甚麼人，他們把你留下來，是覺得你代表的聲音，在社會上暫時仍有足夠的支持。」 跟尊子說話，他總是一副付諸笑談中的德性，這是頭一次，他顯很用力，要把這話說好：「所以我不能求其畫，香港人裡面，還有人接受我的聲音。那是和我相同的人，要有這種力量，我才可以留下來，才支持到我。」 那麼如果有一天，香港人中已再沒有跟尊子相似的人，他的乜議員、他的記事簿，就只能成為歷史裡的一個黑點了。「就算失去了漫畫這個形式，仍會有海報、改圖，甚至Tee上的創作字眼，用來反映社會的感覺啊。」記者問他，是否害怕自己的靈感乾涸，年過六十的尊子，沒有半點老人遲暮，「不會的，你可以失去畫畫的形式，但你對世界的事物，眼前的東西，仍會帶有好奇，想捕捉下來。你的空間永遠很大，多活十世靈感也不乾塘呀。」

928悼念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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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的九月二十八日，我的心默哀了兩回。

肥佬黎將《壹週刊》賣給黃浩，易手在即，壹仔搬出壹傳媒大樓。前一日仍然燈火通明，九二八早上，我和幾個舊同事重訪四樓原址，卻已人去樓空。我在破船上默哀，目下是員工遺漏在座上桌上牆上的鮮黃色「我要真普選」標語，還有掛在椅背上寶藍色的壹仔風褸；同時一個個偌大的綠色鐵籠，已進駐現場收集棄書廢紙。一種倉惶離席的定格，竟然成為了壹仔的遺容。

然後我想起了三年前的九二八，催淚彈如煙花散落，煙嗆、霧鎖、淚熏。《時代》雜誌的封面相，是一男子舉起雨傘，在硝煙之中螳臂擋車。照片一角有名穿白衫的肥佬中招，弓身嗆咳，事有湊巧，那人就是肥佬黎。

奇怪，事情總是有線牽引。

上午在堆填區追悼壹仔之後，傍晚我到了金鐘。雨傘運動是三年前的事，由當日進佔了金鐘、中環、旺角，一度還有大半條銅鑼灣軒尼詩道，以及一小截尖沙嘴廣東道；到今日大家擠在政府總部前一片方地，撐傘追念，事過境遷有時也是一種風景。

悼念需要信物，558意味着三年前的九月廿八日，下午五時五十八分，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淚彈的時間憑證。大家就在那一刻撐傘，回應了歷史的記載。558後天色入黑，公廁對出一段狹長路段卻燈火通明，那是名為「13+3+N」的寫信區，招待公眾為東北案十三人、雙學三子，以及N名前線抗爭者寫信，再投到獄中。十六人的頭像畫成水彩畫，巿民坐在不設椅背的膠櫈上，額角頂住有如照犯的大光燈，執筆寫信。

人和事都有他的歷史任務，不能奢求人事不變，但求線索不斷。

齷齪的眼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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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星期二下午，佔中一案，九人上庭應訊。兩點半開庭，開庭前半小時，我在灣仔法院門外，受一種妖魅的氣氛影響，情不自禁駐足細察。一大條狹長的港灣道，站滿了過百人頭，有男有女乍眼看年逾五十，一半人沉默，一半人張牙舞爪，全部都衝着殲滅「戴妖」（戴耀廷）及其黨羽而來。他們的道具做得細緻，彩色印刷，一人一份，大型橫額亦不馬虎，成本不低。

沉默的人腳踭如墮了鉛，神情呆滯，卻堅定的站着。有兩個撐住黃傘的人，走到他們面前，逐個問道：「你們知道什麼是佔中嗎？」對方板住臉孔，我掌握不到他們是否聽得明廣東話，但望着這一幕只覺得嘥氣。

我走過這批為數不少的沉默者，接着就看到另一班張牙舞爪的人。他們之間，有個負責揸咪的女士，用一把粗獷的聲線、一種得戚的語調，帶領幾十人，反覆念一首以「打小人」為題的打油詩，把九個上庭應訊的人的眼耳口鼻，統統打勻。她那把聲音，穿透幾個擴音器，在成條港灣道上無限放大。

我從未試過因着一種齷齪和骯髒，而難受得想哭。我站在法院門前的樓梯上，那一把腌臢的女聲充斥着每一口空氣，游走在所有人之間。翌日有報紙寫，佔中的支持和反對陣營對罵，這個寫法只有部分是對的；若把時間軸拉長，實情是這班人一直打小人打到兩點二十分，然後宣布今日活動夠鐘「收工」時，才有幾個巿民終於按捺不住，大叫這班人收了錢來示威，接着雙方才互罵起來。

最後我那滴齷齪的眼淚，終在眼角滾了出來。朋友說他們不過收錢開工，况且這種狀况幾年前已經如此，不明白我為何忽然難過。我只是覺得，如果雨傘運動是為了這班人而爭取普選權利，我簡直覺得整場運動都錯了。

自殺的夏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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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有一位跟我同窗七年的同學，考上大學醫學院之後，某一天推窗、跳樓、身亡。那時距離facebook推出巿場，還差了一兩年，報館編制應該未有即時新聞team，《蘋果》已發展了網上新聞，但點擊率我估非常低。

消息在午後流傳舊友之間，我們不能置信，愕然和傷心。朋友T是亡者的好朋友，她打電話給我，問我可否到一個屋村公園見面。去到小山上的公園時，日照已到了尾聲，我和她爬上一塊大石頭，並肩坐着，陷入了最深的寂靜裏，讓我一度以為我們都死了。

最後得返回人世，是入黑之後。眼前廣廈萬千，傳出來騷動的氣息，包括屋邨聽慣不怪的打仔聲、TVB片頭的主題曲音樂，以及撒滾油起鑊的啪啪聲。花上最大力量，我們才能抖抖身子站起來，清醒而恐懼地、等待翌日報紙對新聞的發落。

以前只有傳媒具傳播的能力，所以出現了海量式關於傳媒道德的探討和反思。上新聞系的課，採訪技巧和道德的傳授，是兩位一體，道德覺醒是言論自由的暮鼓晨鐘。如今不過十幾年之間，已毋須向政府註冊才責成傳媒，每人都具備了傳播的能力，惟不是每人知道夜晚要打鼓、清晨要敲鐘，始能拭拂作為傳播者的眼界。

副局長的兒子墮樓身亡，網上言論大鳴大放，很多留言不堪入目。消息在下午一時多獲得證實後，便在網絡迅速發酵，去到夜晚，事件的關鍵字已不是抑鬱、自殺和青年，而淪為了一個用上「報應」字眼的發泄爛場。

我不由得想起那位同窗七年的同學，她的花名叫蟬，離開時是初夏。出殯那天靈堂來了上百人，但我的眼睛離不開跟她的父母和嫲嫲。我以為人死了就要悼念，但原來心有所動，也非必然。

天文台長的眼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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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掛十號風球的時候，我身在悉尼，這裏也颳起了等同八號波的強風。惟落筆前讀了好幾個媒體的消息，卻發現他們引用的風速數字不盡相同，睇到頭暈也找不到一個可以跟悉尼巨風互相比較的數據。

一時衝動，我給天文台長岑智明發了一個臉書信息求教。剛按「發送」，我就後悔，因為瞥見好幾小時之前，他在臉書的留言，說自己通宵跟天鴿搏鬥了40小時。「糟了……」我仍在怪責自己時，誰料已收到台長回覆，往還幾個信息之後，案頭的手機響起，竟然是他越洋致電：「喂喂，我們說的最高中心風力，亦即是平均風力，你在報紙看到的118公里，只是十號風球入門的最低消費，天鴿遠不止，你應該寫176公里呀！」

台長還一併解釋為何會出現176和175公里兩個不同的風速數字，處身南半球的我腦袋跟着他轉，嘴裏一直「係係係」，心裏實在無言感激。Fact check是傳媒天條，但向傳媒提供事實而非偽術，卻愈來愈不似政府作風，而這位台長竟然還由北半球追過來，提醒我不要寫錯嘢。如此的政府官員，久違了。

幾年前在《壹週刊》做人物訪問，被拒絕率為七成，官員的拒絕率達95%；台長夠膽受訪，可能是人到無求。當日很想訪問他，是因為颱風天兔。彼時美國氣象局估計該風西登香港，會帶來摧毁性災難，但香港天文台堅持颱風會東登，影響不大，最後香港完勝。

記得做訪問時，台長告訴我他少年時患眼疾，幾乎失明，至今右眼看到的世界，都是給扭得彎彎曲曲的。他在辦公室掛了一幅梵高的《麥田》，梵高作畫時，在麥穗中看到生命的終結，但台長買畫是因為在麥穗上看到一股浮動的氣流。科學家的眼睛，自是有別於你我。

碧海青天

（壹週刊圖片）

碧海青天  岑智明

濕度高，吹東風，他才去行山，因為上山是為了觀雲。 出遠行，搭飛機，他留意的不是航班時刻，而是風切變數據。 讀唐詩，唸古籍，他意不在詩情，卻來回推敲字面提及的氣象大潮。 我們談上週掛的八號風球「天兔」，他興致勃勃，拿出一張畫滿線條的天氣圖：「黑線和紅線中間只相距八十公里，按世界前列氣象中心預測颱風的誤差，一日廿四小時誤差為一百公里呀！」記者腦袋轉不過來「吓」了一聲，他支吾幾秒，改口說：「區家麟都有寫文撐我哋，李慧玲也沒鬧我們，我哋內部總結過，今次大部分報紙都沒向我們開火，鬧少當讚。」這樣說易明得多。 獃在尖沙咀天文台裡的，個個都是科學家。他們的穹蒼是高清廣播，能在碧海青天中，看出颱風移動路徑，有別於凡夫眼底的天空。 (caption：)九九年華航墜機，原因是着陸欠妥致起落架和機翼折斷，發生大火。但華航上訴指肇因是風切變，岑智明遂以專家證人身份上庭，否定華航所言。此案啟發他用新運算方式計風切變，並發明了新監測儀。 去年七月颱風「韋森特」襲港掛十號波，就是出自他手筆。而「韋」之前的一個十號風，要追溯至十三年前的「約克」，因此當時有個說法，就是「李氏力場」終於失效，栽在這位天文台台長岑智明手上。「李氏力場」如此low tech的話題，岑智明卻很有共鳴。「呢個term真係好行，我們出去同巿民交流，甚至跟議員傾偈，都有人好認真問我：係咪真係有『李氏力場』？我次次都嚴正聲明，天文氣象上絕對沒這個term！」 記者失笑，原來香港人如此欠缺幽默感，當真以為「李氏力場」是拉尼娜和厄爾尼諾之友，幸好科學家一般較有耐性：「真有人以為香港上空有道氣牆，會令颱風埋門時轉彎。我向他們解釋，風不是直行的，會轉彎o架，有時甚至轉幾個大彎。」 因此李氏和岑君之間，關係應該清白，唯一的糾結，只數這個：「我住的屋苑又真係長實樓。」 問青天 中秋節的早晨，台長岑智明和助理台長鄭楚明兩個人，一早已回到天文台總部。彼時「天兔」仍然冇雷公咁遠，但電腦預報圖卻顯示，這個風會於週末橫過呂宋海峽，威力不小：「意思係佢會順風順水吹過來，不會經過呂宋島上空，風勢不會因摩擦而減弱。」 當日兩人綜合不同資料後，分析出「天兔」的路徑圖，預計它會於週日在香港的東面登陸，有了初步結論後，他們便向傳媒發布消息，並一起琢磨了一篇網誌，親自向巿民交代這個颱風的狀況。而故事的岔子就出現在這裡，話說美國氣象局的分析結果，跟香港的大大不同，他們認為「天兔」會於香港西面近距離登岸。「嘩，如果西登，係另一個完全唔同的世界！」 東登的颱風，風勢不直達香港，因此風力會弱得多；但西登的話，香港則非常食風，加上正值中秋前後的天文大潮，後果將不堪設想，甚至重演1962年的溫黛悲劇：「西登的話，一定掛十號波，維港風暴潮會有四米幾高，是溫黛重臨。」因此，當日CNN曾形容「天兔」為結構紮實的完美風暴，指它是廿年來全球第二最強颱風，其他美國傳媒也紛紛指「天兔」勢成「魔兔」。即使岑、鄭二人堅持東登的預測，但美媒鋪天蓋地的報導，在本港引發成極為刺激的想像，令大家對「天兔」期望甚殷，以為它會炮製出有如荷李活特技的災難劇。 最後電影結局是，岑智明於週日傍晚轉掛八號風球，個幾小時後，「天兔」如期在香港東面汕尾一帶登陸。這些大概就叫算命佬能騙你十年八載，但氣象預測的高低，幾十個鐘便自有分曉。手瓜拗贏美國，難怪岑智明眉飛色舞：「按國際常規，颱風預測的誤差為每日一百公里。而我們對『天兔』的預測，是它登陸前兩日半做的，結果距離實際的登陸位置，僅差八十公里。老實講，科學上來說，呢次滿分咁滯呀！」 如果不用「李氏力場」解釋，那「天兔」最後東登而沒有西登，則如何說法？「香港自從溫黛之後沒什麼大風災，很多人便覺得現在的颱風唔勁，打風只諗起放假，不是諗起災難。其實唔係，今次個風都好勁，只是登陸方向的問題，（路徑）差之毫厘（破壞力）謬以千里，香港冇事原因只得一個，就係好彩。」一命二運三風水，世事萬物，歸根結柢，也不過如此。 不應有恨 天文台是陽盛陰衰之地，二十二個科學專家中，僅四個女人。問高級科學主任宋文娟，這伙男人是否很悶蛋？她側起頭認真考量：「不可以咁講，但我們之間絕少是非倒是真的，佢哋講嘢又鍾意客觀，我估出面的世界唔係咁？」那跟報館相比，大概真是兩個世界。 岑智明聽到，忍不住搭嘴：「我哋悶？諗落其他政府部門好似悶啲喎！我哋可以自己發掘題目去做，成日都好有衝動想去搞啲嘢。」 四年前，他聽聞本港飛行服務隊一架小型噴射機，曾飛入颱風莫拉菲的風眼中，拯救沉船生還者，當下大驚：「我見到他們錄得的數據，嘩，颶風來的，颶風都飛到入去！覺得有橋喎！」 他雀躍不已，隨即拉攏兩個部門合作，人家出飛機出機師，他們就負責把相關儀器安裝在飛機裡頭；試過幾次颱風來襲時出動，回來後把錄得的數據輸入電腦計算：「對預測個風，準咗百分之十幾呀。」兩年前開始，他們真正展開合作關係，每當有颱風正遠道來港，天文台便會找飛行服務隊「密斟」，看可否安排飛行。 「今次『天兔』都想飛呀，但他們時間上夾唔到。」最近一次飛，是上月的八號波「尤特」；而去年十號風球「韋森特」來襲，飛行服務隊便一度飛入了風眼：「那次的數據好靚，所以香港預測出來的路徑，比其他所有國家都準。」 但飛行涉及領空問題，因此香港也只能在自家的情報區範圍內出動。岑智明是颱風委員會的主席，有次他碰碰日本代表的手肘，不恥下問：「你哋技術咁先進，點解唔飛呢？」日本仔唉聲嘆氣，原來他們的氣象監測儀器屬空軍管轄，日本空軍如此敏感的部隊，若隨便起飛，分分鐘被演繹成軍國主義復辟，故此他們想想就好，哪敢動手。 這個計仔多多的主席，又向大陸和台灣代表探聽，發現原來北京也對飛機追風趣味盎然，只是身為大國，限制更多，「原來因為南海政治形勢敏感，北京好想做，但他們每次飛都要問過解放軍，於是飛近越南唔得，飛近台灣又唔得，最後可飛的領空，比香港竟然還少一大截！」 香港國際形象友善，大概有如課室裡面，凡事有交代又野心不大的小伙子，個個都是朋友仔。「香港在國際組織上的認受性一向好高，其他成員國鍾意推舉我哋做嘢。我們通常樂意共享好多數據，不似一些國家可能會收埋收埋，所以人緣好好。」 岑智明於是發揮香港力場，廣結善緣：「我哋飛到，便將一些飛行數據同內地分享，再問他們拿另一些數據。我俾嘢佢哋在先，他們也不好意思不回贈。」岑智明其實不笨：「係我哋先出豉油，他們後出雞，香港得益呀。」 此事古難全 每年的三月廿三號，是世界氣象日，屬天文界盛事。天文台一般會挑這一天開記者會，發布特別的研究結果。兩年前的這一日，岑智明獲升天文台台長，本來他要出席新聞發布會，向外界公布喜訊，可就任的第一天，他便告缺席。「那時我媽正在ICU插喉，已經不省人事。她昏迷之前，我同佢講過：媽，有好大機會升我啊！所以我當她知道了。」同日，岑母仙遊，他當下唏噓，從來不拿上天開玩笑的他，心頭卻浮現四個字：天意弄人。有同事致電他，雙方卻拿住電話筒默言：「他本來要恭喜我，可立即要把說話吞落肚。後來我諗，這樣子也好，每年這一天，我都記得要感激我媽。」 他不是個感性的人，說不出多餘水分的說話，講起情情塔塔的話題，他倏地就講完；不過論行動，他似乎是個深情之輩。岑智明在聖保羅書院讀書，最喜歡流連學校圖書館，館裡有個女圖書館理員，他經常向人家問長問短：「學嘢啫，我中文唔好，佢教吓我，又介紹吓啲散文俾我睇。」這個高才生畢業後考入香港大學，返回母校把這位管理員小姐追到手，讓她當上了岑太。 兩人沒有生小孩，時間都用來觀雲追風。岑智明在天文台學得一身研究風切變的本領，赤鱲角機場的風切變監測都由他主管，本來是邊學邊做，後來竟成一家，受華航空難的啟發，他按着香港機場出現風切變的獨特性，發明用激光雷達進行監測，並發展出一套新的計算程式，比所有現成購自美國的深奧儀器，都更能準確地算出風切變的數值，還因此獲得科技大獎。 岑智明看天看白雲，比別人多出一點顏色。十幾歲時他患眼疾，右眼視網膜穿了一個大洞，眼血管爆裂出血，幸運地用激光「銲」實了血管，才不致失明。但很長一段時間，他的右眼不時會突然出血，毫無預警之下，右邊眼睛的世界會成了一攤血紅，合上眼睛，那攤紅色會變成一大塊光亮。要等幾個月讓眼睛慢慢把滲出的血吸收，由鮮紅變深紅再變深綠色，他才能重新得回世界。 「就算康復以後，我從右眼中央，所看出來的東西，全部都給扭得彎彎曲曲的。」不過科學人對人性有鈍感力，就是好在不留多餘的感性：「其實又沒什麼，能看到都好啦！反而因為曾經病過，令我媽之後不敢再逼我讀書，最後成績咪一樣好好。」 他的辦公室裡，掛了一幅畫，那是梵高的《麥田》。梵高在麥穗中看到生命的終結，所以他作畫完成後，不得不死。岑智明當日在荷蘭買下這幅掛畫，卻是因為他看到麥穗上飄浮的氣流，生了何似在人間之嘆：「我相信梵高畫這畫時，是把氣流也看出來了，我很驚喜，不能不買！」

是大人的錯

明報副刊 專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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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代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政治啟蒙，我認識的很多記者，他們會毫不猶豫答你，六四天安門事件，縈繞半生；現在看來，或會成為他們一輩子移不走的石頭。有人會把電話號碼的幾個數字，特意選上8964，有人會把偶然出現在帳單上的8964，視為一種悼念和自省。那時他們正在念大學，是人生最澄明的年歲，是告別渾沌後所看見的第一線光。你沐浴在哪一種光圈底下，通常那就會成為你畢生一層深埋的底蘊，那是一代人。

早前訪問了電影《一念無明》的金像獎導演黃進，廿七歲，我們談起政治。他告訴我，他的政治啟蒙是反高鐵事件，那段時間所發生的一連串公義和醜惡的場景，他都身在現場。有一幕他忘不了的，是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日，他親眼看着幾個高官在保安護送之下，倉惶逃去地鐵站：「他們有如鼠竊狗偷。」彼時他正在念大學，那是一代人。

二○一四年雨傘運動，初衷是為香港人爭取全民普選特首，因為港人值得一個真正民主的制度，去行使個人的政治意志。你反對東北發展計劃未審議完成就開始工程、質疑樣板式的國民教育、鄙視高官政治獻媚，你不想那些能力E級的人把香港直送火葬場。高官大人不能代表你，就有另一班人走在我們的前頭；在時間軸上，出現過很多機會，在位者有必要了解和疏導這一種民意和民憤，他們必須跟港人對話和解釋，而非對立和瞞騙，但他們選擇了出賣，再狙擊。

出賣沒有盡頭，直到香港再沒有剩餘價值，直到香港人的身分和意識燒成灰燼。東北發展、高鐵事件、反國民教育和雨傘運動，那是一代人。你們沒有錯，那是大人的錯，是他們冒犯了法律的真諦，親手把公義滅口。

中國人害怕甚麼

明報副刊 專欄

七年前一個冬日的下午，在挪威奧斯陸巿政廳，正舉行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。典禮開始，不是鑼鼓張揚，而是一把女聲唱道：「冬天不久留，春天也要離開，春天要離開。」這首歌叫Solveig’s Song，由劇作家易卜生填詞，是一首挪威的百年老歌。歌詞最後兩句，這樣完結：「你回來之前，我也一直獨自等待；就算你到了天上浮雲處，我也會前去相見。」

那是為劉曉波而舉行的頒獎禮，歌聲在十二月飄雪的北歐天空縈繞；而當刻劉曉波正於遼寧錦州，地址為南山里八十六號的一座監獄裏服刑；他的太太劉霞，則因丈夫獲獎，而在北京的家中遭軟禁，與外界聯繫全失。

劉曉波是有史以來，第一位中國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；但他因言入罪，不能出席領獎。這變成一場沒有得獎者的頒獎禮，台下有觀眾，台上只有大會為劉曉波準備的一張空櫈。諾貝爾委員會想邀請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，在典禮上為劉曉波奏樂。張萬鈞在美國波士頓出生，他獲邀後沒有立即答應，因為害怕。是的，張萬鈞根本是美國人了，但他仍然害怕，當時他這樣說：「我需要多一些時間考慮，確保不會遭到報復……我在中國還有親戚，我問父親，他希望我不要去。」

除了張萬鈞，大會還向一隊中國兒童合唱團作出邀請，讓他們親臨挪威的現場表演；事緣劉曉波曾說過，他喜歡孩子的歌聲。但最後合唱團拒絕了，因為那些孩子的父母害怕，他們害怕一旦出國了，將不能回家。最後大會改由挪威的兒童合唱團表演，他們喜樂地唱了一首自己國家的民歌，臉上沒有懼怕。

原文載於《明報》時代版（2017年7月15日），原文題為〈中國人的害怕〉，現題為評台編輯擬

下一個廿年

明報副刊 專欄

上星期行過尖東海旁，忽爾驟雨，是一個濕熱翳焗的夜晚。尖沙嘴中心對出那片天空，在兩座大廈之間拉出來過百支國旗區旗，成了血紅的海。我把眼下這一幕拍了一個定格，放上facebook，like呃唔到，卻吸來幾十個「驚」和「哭」的表情回應。

一個廿年過去，這就是我眼下所見的民情。當年我過一奔二，今日過三奔四，二十年後過五奔六；下一個廿年會如何，我連想想都覺得恐怖。七一回歸當日，我去了遊行，在《眾新聞》攤檔，看見前行家念小學的女兒楠楠落力叫賣，她喊着說：「我們都是記者，大家快買來看！」

《1997我們都是記者》一書，由二十位記者執筆，很多前輩今日仍是行內熟悉面孔。其中何美華是我的前上司，她寫自己廿年前在《明報》當記者，負責撰寫該日頭條；因為要寫這篇文章，而想把當日好好蒐藏的舊報紙找出來，卻遍尋不獲。於是她跑到中央圖書館五樓，背城借一要把舊記憶重現，竟然連圖書館也只保存了一塊模糊不清的黑白微菲林，而且糊作一片，江澤民與查理斯的握手、肥彭眼中的淚花，都成了慘白的歷史。

於是我更害怕。對我來說，報紙幾乎賤過廁紙，家裏隨手能拿來幾款報紙雜誌；在大廈回收箱、在垃圾桶，沒人要看的報紙是城巿景觀之一。我倒沒想過，不過二十年，就算那是一個歷史性日子，當日的報紙可以輕易消失。

我抱着若有所失的心情，看看一份當下的報紙。剛巧是七月二日的《明報》，頭條大相是習近平和林鄭，整個A1就是大人由上而下的訓示，左上角是林鄭換過的四條裙，重看幾次沒一點香港人的民情，沒有吳文遠警車內疑被警襲擊的消息，也沒有七一巿民上街叫釋放劉曉波的片段。如果廿年後，只剩下一頁報紙A1得以保留，屆時後人大概以為，今年七一星光燦爛。

原文載於《明報》時代版（2017年7月8日），原文題為〈下一個廿年〉，現題為評台編輯擬

香港人不是原罪

明報副刊 專欄

昨日談到，香港很多行業早在二三十年前，已經放眼大中華巿場，一支筆賣五蚊，去到大中華都係賣五蚊，但就有十三億客仔。老闆都傾向這種思維，連帶我們一整個香港，最後都給sell出去，每年訪港旅客逾七成就是來自大中華。

但傳媒是否一如其他商品，可以直銷大中華？我曾在《端傳媒》寫人物訪問的稿子，他們甫成立，已表明以中港台三地為目標讀者群。開始時我尚未適應，稿子常給退回來，事緣我的文字太港式，非香港人會讀不明白，所以編輯要我括弧加註。

那是一個關於張超雄和他父親的故事，行文中很多用字都不夠「華文」，例如我寫「老竇」（廣東俗語，意指爸爸）；寫「中坑」（中年男人）；寫「宅男」（頹廢青年），花了大半天時間，去為自己的文字加註。文中提及長毛的外表，也要為他加一個註釋（以及肩長髮為標誌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）。

那陣子，我才真正檢視自己向來寫的中文，究竟是不是中文。當時隨手拿來張大春的《我妹妹》一書做實驗，重讀本書只專注看他的用詞，結果抄錄下來很多例子，始發現自己筆下所寫，的確夾雜了很多廣東話和本土認知，是真的假不了的香港人（註：陳志雲七年前被廉署拘捕後獲釋，在記者會上所說的金句）。

港式是不是原罪？傳媒去除了港味，是否就能接軌大中華十三億人民的心？這一大批隱藏了的大中華點擊率，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正存在，而我們為文者的寫作能力，確有進步空間。但香港其實是一個很追得上時代節奏的地方，很多傳媒人做的故事，都力抗虛偽，追求貼地；而貼地才能連接更多人，因為那是真摯的來源。不是把人換了國籍，就能攻出一個叫大中華的巿場。

什麼人訪問什麼人﹕唯真為善 杜耀明臨別說最舊4個字

2017.5.14

明報星期日生活

第一章

那一年，我20歲未到，在浸會大學新聞系念一年班。學校給每個新生安排了一位mentor，協助我們投入大學生活。查閱電郵，我的mentor叫杜耀明，是新聞系助理教授。他約我們一組三人到教職員餐廳吃茶，一個男人對住3個女生，我感受到代溝在空氣中蔓延。

他慢條斯理的問：「你們剛升上大學，覺得如何？」我們都沒認真答話，直到一個點我突然決定交心：「我在籠裏待得太久，突然有了自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」說罷整枱人沉默，我自覺搞砸了一種應有的和諧，歉意之間，卻看到杜生揚一揚眉，小心翼翼努力想回答我的神情。

今天，我早過了20歲，也過了30歲；杜生也「登六」了，要從浸大任教了31年的教席退下來。為此我把初次認識杜生的場景，好好地再遊歷一遍，並重新發現了自己年少時青澀的感情。當一個段落要終結時，你會如何感受它的緣起？

被欽點的求職者

我跟杜生是街坊，平日在同一條小徑跑步，問他想到哪裏做訪問，他說：「大家屋企附近啦。」我提議：「你知道海傍新開的咖啡室嗎？」他笑：「跑步一定經過那間嘛。」

我們選了一張小圓枱坐下，日照剛剛曬到手肘上。

杜生可以說是我懵懵懂懂一隻腳趾踏入新聞行業時，第一個認識的帶着記者氣息的人；因此要我向不懂得杜耀明的人介紹杜耀明，我需要抽空再抽離。他念港大哲學系畢業，叔伯引薦加入《快報》當記者，先後做過幾間報社後，就嫌行內採寫新聞不夠深入，1983年已跟朋友眾籌辦雜誌，自己當上執董兼記者。當了7年記者之後，他寄信到浸會學院應聘傳理系講師，故事就由這裏開始寫。

當時他任《虎報》中國版記者，求職信寄出，翹首引領。幾日後朋友邀約飯局，說要介紹他認識前輩林年同。杜生記得這個名字在文化界很有名氣，似乎聽聞過他在浸會任教，遂翻查傳理系的教職員名冊，卻不見此名。在尖沙嘴的大華飯店見面，林年同朝小輩杜耀明說：「我識你，你寫過很多文章，但似乎寫英文比中文更多。」3人飯聚，天南地北，不着邊際。

此後沒多久，杜生收到浸會教席的面試信件。推門，3位面試官正襟危坐，他獨跟其中一人四目交投，杜生臉上變色，心底大叫：「吓？咁都得！」對方流露一個盡在掌握的笑容，用眼神答話：「係，就係我。」他就是林年同，浸會學院傳理系系主任。

難道是fact check出錯？

杜生笑笑口，31年後為着這件封塵往事，向我解畫：「林年同有兩個名字，在傳理系名冊中，他用的名字是林國威。他不相信正式的面試，他要通過生活去觀人。」除了杜生以外，當日應約面試的，還有兩名記者行家；那林年同是否也同樣悉心安排了飯局偶遇，則不得而知。乍聽起來，N年前的這位系主任，怎算也是杜生的伯樂；但杜生總有一把尺，他留下一句眉批：「正式面試前，私下見人並不proper（恰當），是很中國式的做法。」

第二章

我是那種傾向把「初始」印象定格的人，譬如我19歲時在教室裏上杜生的課，往後不管過了多少年，我都揮不掉「19歲時在教室裏上杜生的課」的預設感覺，因此我不懂得面對結束。

但這一天，杜生卻如此說：「當事情要結束的時候，我就會回憶起，我開始的時候，究竟是如何開始的？」於是我就迫切地想知道，他會如何把「開始」收拾，繼而好好的、妥善的讓它「結束」。

大師姐is watching you

1986年初夏，就在浸會的面試後不久，杜生獲通知受聘。他前去簽約，但尚未向《虎報》辭職，保密功夫，密密實實。不過一天之後，他收到一個《南華早報》記者的神秘電話。「我和這個行家素未謀面，她叫Ophelia Suen。」

電話裏的Ophelia，有話直說：「我知道你會去傳理系教書，請問你會教什麼？你打算如何教？」原來她是浸會新聞系的畢業生，當年實驗報紙TYR的總編輯，而且這位大師姐成績彪炳，素得寫文不犯grammar錯誤的美譽。但少壯的杜耀明卻心裏不爽，一心覺得Ophelia想挑機，遂防衛但敷衍地回應：「我會帶最近的理論入去教嘅。」臨收線前，她再三叮囑，請杜耀明好好地教新聞系的師弟妹。

當時杜生完全讀不懂，這通電話除了代表她投下不信任票以外，還有何用意。不過31年過去以後，今日的杜生說着卻幾次哽咽：「其實她是擔心一個沒讀過新聞系的人、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能否承傳傳理系的系訓『唯真為善』。因為沒有任何人比新聞系的畢業生更明白、也更珍惜這個核心價值，一種對真理的執著。」

「我今天完全明白，這通電話代表的是一份關心，一份期盼，她要話我知，全世界都留意着我這個陌生人。」杜耀明和Ophelia，僅此一次的對話，彼此從未見過面，也未從未真正認識過。杜生直到教學生涯要結束的這一天，才發現原來他一直欠她一個答案，一個真誠和真正的答案。

「我給你們教了什麼？我如何去教你們？」杜生自己質問自己。

我屏息靜候他的回答。

第三章

我經常聽杜生動口，但從未見過他動腿。受教於他的學生，都知道他很會踢波，是曼聯迷，退休禮物有舊生送他刻名的紅魔球衣。但我四出問過同學，都沒人真正見過他落場。於是周四傍晚6點半，傳聞他每周在浸大小石場的開局時間，我突擊成為席上唯一的觀眾，看着場上12個男人追逐一個圓嘅波。

我對睇波興致索然，直到看着杜生在半小時內飛身頂了兩個頭槌，空洞的「砰」一聲，有聲有畫有圖有真相，我才因為震驚而熱血起來。接着再看到杜生和城大的尼日利亞裔球員，兩個人四條腿一個波炒埋一碟，而杜生突然半個人被蹺起再應聲跌落石地上時，我掩住嘴巴說不出話來。

我知道杜生勇武，但不知道他可以去到咁盡。

戰到最後一分鐘

如果不是要做訪問，我絕對不會跟杜生聊踢波的話題。他說講到波經「有排講」，我請他務必長話短說，於是他淺談了「盲雞」的故事。那年他在九龍華仁念中一，Form One仔之間流傳，有個高人每朝清晨在學校沙地「扭波」，扭的出神入化。自此之後，每朝上課前一個鐘，就有十個八個中一仔在沙地上圍住念中五的「盲雞」，「大開眼界，完全開了我踢波的癮。我又奀又細粒，讀書不算叻，但在球場上我搵得返自己。現在回想，我必須向盲雞致謝。」

盲雞永留青史，但沒人知道他的真名。他讓杜生以為自己上了足球學校，他每早踢完波才上課，午飯時吃幾口飯就落場，放學後一直在波地流連到7點幾回家。「中間上堂的時間，我用來休息。」除了盲雞，每日黃昏還有波癮大的街外人，開車上去九華的沙地，跟這班中學雞踢波，「跟陌生人踢，彼此要先摸索對方角色，也是一種生活學習。」杜生由12歲開始踢波，踢到今日仍在場上。他說在球場上學到的東西，是一個個小錦囊，往往在人生中適切的時刻，就會自動現身。「講體育精神好虛，我喜歡講踢到最後一分鐘，用最好的姿勢，最好的表現，去應付最強的對手。」

說罷，他補充一句：「對方愈強，你就愈不能示弱，不要淆底，不能怯場。」我忍不住說：「你這樣說，其實都好虛……」他立即用一種球員的敏捷搶白：「你寫文，都堅持到最後一個字，都要寫得好。那種韌力，是堅持去到最後一個full stop。」我表示明白，否則話題卡住。但杜生意猶未盡，喃喃道：「運動好重要的，以前不知道，但到了真正戰鬥時，就了然於胸。」

其中一次戰鬥，是2006年，浸大改革薪酬架構，強迫所有員工自願轉制，違者解僱。杜生時為工會主席，跟另外7名拒絕轉制的教職員，歷一年半抗爭，瀕臨被炒邊緣，最後還靠學生校友在報章刊登全版聯署聲援，才勉強保住教席。但事件仍鬧得熱哄哄時，有一次杜生在校園內派單張，要求取消改制，適逢校長吳清輝經過，他怒目而視並揮動食指，朝杜生走去，來勢洶洶。在雙方僵持之間，杜生爆seed，用了一句說話把校長喝停，「他即時止步，一臉愕然。」

這一招就是他在球場上學到的。「總之，在球場上也一樣，要打架就不用講嘢，不想打架就梗係要講嘢。」我問：「那你打架的嗎？」杜生答：「我又瘦又奀，打架蝕底。」我再問：「那吳清輝有沒有踢開波？」杜生答：「看他如此怯場，肯定唔識踢波。」

那一句話究竟是什麼？天知、地知、杜耀明知、吳清輝都知。而當我堅持向杜生追問到最後一分鐘時，終於連我都知道了。

第四章

幾個月前，我和兩個新聞系舊生，借用梁振英首創的「Three C」諢號，匿名為杜生開設了一個facebook專頁「橫眉不老杜耀明」，想連結浸大新聞系橫跨31年的校友，一人一文書寫一段跟杜生相處的回憶，作為送他的退休禮物。最後我發現，名義上是書寫老師，但整個回憶的過程，其實同時是一場誠實檢視自己的練習。年月過去，新聞系一種近似精神上的灌溉，讓我們成為了一個怎樣的人？

原來學生記住我做過什麼

舊生筆下的杜生，原來都是一副戰士的形象。被援引最多的例子，是2012年傳理學院院長趙心樹領導特首選舉民調，卻將尚未完成的報告提早泄露，被質疑有人利用學術來為政治服務；杜生當時死咬不放，步步進擊，為求徹底調查學術自由有沒有被政治干預，他站了出來，跟自己受聘的傳理學院打對台。

這就是新聞系的精神：唯真為善，堅執地只相信真相，即使事實是一場家醜，也不願姑息。杜生沉吟一會才說：「其實讀了你們寫的文章後，我覺得很意外。原來學生不約而同地，都覺得一個老師做了什麼，比他教了什麼，來得更加重要，而且深刻。這一點我沒有想過。」

除了是戰士，原來杜生還是一個鬧鐘。有舊生寫道，杜生跟他們講過的一些片言隻語，總是在關鍵的時刻浮現腦海，就如一個響鬧聲漸大的鬧鐘，一直響一直響，讓她不能再漠視。我用詢問的眼神望向杜生，他倒是有點不好意思，用了一個「杜式」的爛gag回應：「所以老師可能不宜慎言，最好想到乜就講乜，那麼撞中有用的機會才高。」

第五章

上月尾，是杜生在浸大新聞系執教的最後一課。星期四的下午，竟然有幾十個畢業十幾廿年的舊生，再一次返回課室聽書。我從來未見過杜生哭，一次都沒有，但那天他站在講台上，幾次哽咽，話說不出來，眼中滿是淚水。

他說，這一天終於來到，站着為自己的教學生涯謝幕，他必須好好地回答31年前，新聞系師姐Ophelia Suen問他的那個問題。「我當日在電話裏，話要用新理論來教新聞系的學生。到最後我發現，最重要的其實是最舊的4個字：唯真為善。」

「真不單指追求真相的欲望和動力，更必須有着擇善固執的童真和勇氣、明辨是非的識見。唯真本來就是一種善，也可以為着善，而去求真。」記者常常把報道事實放在嘴邊，杜生想在最後一課提醒我們，事實有3個層次，第一層是準確交代事態，第二層是要反覆核實。

「當事實只停留在第一個層次時，你要對它保留合理的存疑。」但當事實已經反覆求證之後，第三個層次，就是要維護真相，不能再和稀泥，各打五十大板就當成中立，「讓真相說話，而不是犧牲真相，用以維護客觀中立。」

要讓教學生涯好好的結束，杜生說，他必須向很多人致謝，包括前校長吳清輝校長、前院長趙心樹，還有很多真正兩脅插刀、患難與共的同事和學生。「在完結之前，我必須致謝，致謝每一個好的和壞的人，好的和壞的事。將感恩放在full stop之前，事情才可以完結。」

毋忘初衷

這個訪問很難做，我一直拖着，不想面對。而且用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的方式，我愈寫才愈覺殘忍。訪問最後一個問題，我自己很想問，也想像過去31年來，曾受於教杜生的接近2000個新聞系學生，大概都想知道。

我問：「杜生，什麼學生，才沒有令你失望？」

杜生肯定地說：「沒有忘記初衷的學生。」說罷再補一句：「令我驕傲的，不是大富大貴的學生，而是這麼些年以後，都沒忘初衷的人。」

■答﹕杜耀明

在浸會大學新聞系任教31年，上月剛剛上完最後一課。粗略計算，曾受教於他的新聞系學生接近2000人。學生向來稱呼他杜生，但最近10年，隨着他跟學生年齡的代溝愈大，稱呼反而愈見親切，「杜杜」和「杜仔」成了學生對他的恆常叫法。

■問﹕鄭美姿

畢業於浸會大學新聞系，一年班就開始稱呼杜生為杜生。杜生當年除了是她的mentor外，也是其畢業論文的導師。現為自由記者，3年前開始兼職任教新聞系。

文﹕鄭美姿

圖﹕蘇智鑫

編輯﹕何敏慧

明報專欄：佔中是一場春雨

2017.4.2

明報副刊 專欄

圖片來源：壹週刊

說起「春雨」，你想到什麼？是發霉長黴，還是單純一場春天的雨水？春雨何解，春雨二字讀在心裏，勾勒出何種景致，這是一種「語感」。每人對文字都有一種直覺，不假思索之下，你領悟到的或豐富或匱乏的心理反應；沒分對錯，自有因緣。

我讀3．28的《明報》社評，堅硬的文章，竟然讓我生了一種語感。文中寫道多名佔中骨幹人士被落案起訴，與其說是清算，不如說是求仁得仁。

「求仁得仁」出自《論語》，故事大意為伯夷、叔齊兩兄弟畢生追求仁德，他們在周朝生活，但不滿周武王不仁不孝，遂不願在周朝土地上苟活，卻跑到荒山挖野菜求生，最後餓死。孔子稱二人為聖賢，說他們求仁得仁，追求仁德最終得到，不食周朝之物，沒什麼抱怨。

戴耀廷首次提出佔領中環的可能性，是2013年1月他寫的《信報》專欄。文章出街後一星期，我約他做訪問，在沙田一間嘈吵的餐廳裏，我們傾了兩個幾鐘，他說希望佔中能為香港爭取到真普選，並視此為一種以法達義。為着這個訪問我見了他幾次，最後某個夜晚我約他在舊立法會對出的大馬路拍照，並為他準備了一張木櫈，想預演何謂佔領中環。只記得他提醒了我幾次：「這可能違法。」其實只是拍張照片而已。

佔領中環最後真的上演，佔中三子的身影我不敢忘記，戴耀廷的訪問錄音仍在我的檔案夾裏。三子求仁，以公民抗命的方法，追求以法達義、爭取香港人擁有真普選的權利，但他們是否得仁了？3．26當日，香港人手上的選票在哪裏了？

求仁得仁對我來說，有一種語感。若把這演繹為在雨傘運動中有份投案的人，被落案起訴就叫求仁而得仁，我覺得這是語感極差的示範。佔中發生在夏末，結束在冬天，但它是一場春雨，求仁而仁未得。

文：鄭美姿

原文載於《明報》副刊（2017年4月2日）

明報：記者‧薯片‧蟻咬

2017.4.2

明報星期日生活

薯片叔集氣大會的夜晚，他在開篷巴士上層憑欄俯首，愛丁堡廣場亮起了密密麻麻的來自手機的光。幾千蟻民平地仰望，豎起食指，時喊「加油」時喊「當選」；我身在其中，被一種單純所擁抱，那些「心心」多到上鼻，我的眼睛有淚花。任何人都會受感動，未必因為巴士上的薯片，而是站在一起的人，把自己一部分敞開了，衷心的；這種面貌，在香港不似常見。

完場後碰上幾個記者，大家習慣問一句：「你做嘢呀？」對方點點頭，我搖搖頭。場上有幾個巨型波波，印住「香港GOOD SHOW」，朋友說不如留影，我先瞄瞄附近還有沒有認識的記者行家，確認「做嘢」的人都睇我唔到，才敢上前拍照。

「你做嘢呀？」不過是口頭襌，但也是一句分量十足的當頭棒喝，它能把記者拉回時空分隔的邊緣。邊緣是一個很窄的身位，站着不是坐也不成，疑幻似真的有螞蟻亂咬，不舒服但清醒。

「我還是記者嗎？」沒做全職記者之後，我經常這樣問自己。大概記者已不是我完全的唯一的身分，不過我身邊的人，都是記者。他們經常有蟻咬，而且還不時把螞蟻放過來。

薯片叔的集氣大會結束，我跟幾個中學老師喝了杯咖啡，然後和一個以前當記者、現變身半個評論人的朋友吃飯。兩場對話，都有八成內容談特首選舉，愈夜才愈把身分推向邊緣。直到夜晚十二點左右，我的WhatsApp群組開始被轟炸，擺了壇討論，這麼夜才出動的信息，當然來自一大群現職記者。螞蟻蜂擁出來了。

出事的，是薯片叔多謝了警察。出事的，是薯片叔在集氣大會上的一句話：「我希望我們今晚的相聚，可以為這個地方（龍和道）賦予新的意義。」出事的，是薯粉給薯片叔鋪出來一片光的海洋。出事的，還有我不停被取笑：「你今晚又喊濕幾張紙巾？」

記者是時刻檢視和批判的怪物，而且他們最不吝嗇的，是寫字。

「多謝警察，是務實。」

「但多謝警察，令人想起朱經緯。」

「對於曾在龍和道被打和被拉的人，這句說話是反效果。」

「他當時做過什麼，一句說話就騎劫了佔中時的龍和道？」

「龍和道是跨代矛盾傷痕的所在地，重新定義，我想意思只是希望重新團結世代，修補傷痕。」

「但有大部分人視龍和道為當日抗爭的一個立足點，他當日做過什麼？這樣一句就輕言定義和淡化？」

「集氣會太偶像化，有些記者表現也未免太投入了。」

「但記者都是人，你支持一個候選人，不代表你日後不會批評他。」

太高估曾俊華 太低估香港人

不能節錄太多駁火位，否則我遲早被踢出群組。但這個虛擬論壇直到翌日早上，仍有人不斷回應討論。接着，我又收到了一個行內前輩傳來的文章，他叫我認真讀，題為：「為何這麼多人迷信曾俊華？」大概他是看到我facebook分享了薯片叔一片光的海洋之後，覺得我要讀一下這種文章幫助抽離。但我突然爆seed，痛斥以「救世主」形容薯片叔，用「迷信」形容香港人，簡直是誇誇其談多於實話實說：「你有沒有去過佈道會？曾俊華咁就變成了宗教的話，是你太高估他也太低估了香港人。」他回：「香港人多數時候清醒，但此文若能令你停低諗諗，睇吓沒壞。」

大家都向我放螞蟻。

3‧28的下午，新特首給選出來兩天之後，薯片叔在一個跟記者發布採訪信息的WhatsApp群組裏，發放了一段錄音。這個群組由他宣布出選後就成立，薯片叔本人不在裏邊，代表他的是幾名公關，給加入去的記者逾150人。平時都限於比較單向的消息通報，主要涉及他的落區活動和行蹤，公事公辦實話實說，直到這條長1分11秒的錄音傳出來後，令群組的氣氛變得有點不同。

1分11秒傳來薯片叔的聲音，一開頭他這樣說：「各位傳媒朋友，1月19號我一句To run，就辛苦晒大家。尤其是攝影大佬cam man，他們陪住我在街上真係run咗六十幾日。文字記者在keyboard上，又run咗數以萬計字數的報道。」

中間他說了一點去向問題，最後11秒這樣結束：「我祝各位傳媒朋友工作順利，生活愉快，大家有緣，江湖再見，這個WhatsApp群組也就此結束，bye bye。」

真的，很人性化的道別，而且由一直沒現身的事件主角，真人發聲。反正他已經不是候選人，反正他連財爺也不是，反正他的身分除了是前Three C之一外，餘下的就只是一個蓄了兩撇小鬍子的曾俊華。於是記者收到這個曾俊華的臨別之言後，開始有不同反應。

有人稱呼他「阿sir」或者「薯片叔叔」或者把選舉辦美了名「夢想辦」；有人純粹多謝他，有人多謝他帶來夢想，有人多謝他一起陪伴發夢，有人多謝他為記者錄一段口訊；有人祝福他hea得開心，有人希望跟他太平山見，有人只說一句有緣再見。

不過螞蟻也給放了出來。

有些記者認為另一些記者說得太多，那條問題「你做嘢呀？」如箭在弦，不，箭已經放了。facebook上有不同聲音，有人覺得一聲「阿sir」的叫法都過分，因為那是他團隊稱呼主子的方法；有人覺得「夢想辦」三個字都有問題，因為夢想是用情太深；有人覺得多謝已經說出了全部，關心太平山見唔見，曾俊華hea唔hea，多過一個記者應有的關心。

我不在群組裏邊，我只是一個facebook的花生友，但我感覺到螞蟻小口小口的咬。我忍不住給一個身在其中的記者發了一個短訊：「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記者。」她客氣地回覆：「嗯……你感情比較投入。」一分鐘後，她再補一句：「記者都是人，只是去到最後，給一個客觀上做得不錯的人，一種真誠的祝福而已。」看，記者的用字，小心翼翼。

那麼，林鄭競選辦的WhatsApp群組，又是什麼光景？是另一個同樣有百幾二百人的小社區，中間曾發生過disconnect事件，就是公關常不應機，遂變成記者之間須互相確認採訪地點等詳情。卒有記者在群組裏直言不是，公關Sandra用一段簡體字回覆：「各位媒體朋友早上好。兩個月的競選至今，競選辦在與大家溝通上假如有什麼不到位的地方，我們僅此致歉。我們會繼續努力，做好餘下工作，並希望與各位在選舉後保持聯絡。謝謝！！」

有記者隨即問道：「想確定，請問這個是否真正由競選辦發出？為何是簡體字？對象是內地抑或本地傳媒？」

溝通有時是探戈

而最後，林鄭的群組是這樣結束。她的公關在3‧26選舉日的下午，發出信息，宣布群組會於即晚十二點結束，部分記者陸續發短訊道謝，夠鐘後公關便退出。

溝通有時也是跳一場探戈，而且是阿根廷式探戈，更着重即興，跳得好是一場輕鬆的擁抱，身體不會僵直，彼此不會往後仰而遠離了對方。不過如果其中一方是記者，一首歌再短，也應該幾次會被這句話打斷：「你做嘢呀？」這群螞蟻大概是記者身體裏的DNA，也來自記者之間互相大膽的直言。這不是一些扮成新聞傳媒的字母報可以輕易抹黑和分化的，如果想抽水明顯就是淘錯了井。

記者有一個別名，叫做watchdog。兇狠的看門狗時刻監察公眾人物的言行、揭發任何可能的舞弊和惡意的掩飾，以滿足大眾的知情權。Ｗatchdog多數是西方傳播學的講法，但兇人自己不會痛，更甚者反而是記者時刻養着的一群螞蟻，小昆蟲亂咬，令人不舒服，但清醒。

給娥粉：夢醒時份

明報副刊 專欄

「夢醒時份」這個hashtag（主題標籤），最近經常在臉書出現，變成了網絡用語。她本來是一首1989年冬天推出的歌，由陳淑樺主唱，李宗盛包辦曲詞。廿八年前的歌，今日以另一種方式在網上現身，很多人憑歌名寄意，替薯片叔的粉絲做定期望管理。因為你只要想起這個歌名，嘴巴就會哼出這一句：「要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，在每一個夢醒時份。」

上完課，電梯門打開，碰見呂秉權。他是當日高教界選委的票王，2766票當選，認受性比明日勝出的新特首還要高。我問他選情，他苦笑：「要幫大家降降溫。」望着他，我覺得他正在對我唱《夢醒時份》。本來還想纏他講多幾句，但另一句歌詞又湧上心頭：「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，有些人你永遠……」

跟其他人一樣，我一直以為這首歌正好唱出了民意。當然我得先為「民意」下一個定義，就是假設每次薯片叔落區時，那些團團簇擁着他，要攞簽名、影selfie的巿民都是自發的，而不是收了飯鐘錢的「薯字頭」。直到我把夢醒時份反覆細聽一次兩次三次，始發現這首歌不應該用來安慰薯粉，卻更適合娥粉選委去聽。歌詞來來去去只有兩大段，就是你愛上了錯的人，犯了不該犯的錯，因此生活每一天也在受苦，心裏最後給悔恨和傷痕填滿。開始時一往情深，下場卻傷透了心，尤其當你終於夢醒時。

眼見薯片叔乘開篷巴士巡遊港島，在海怡、在太古坊，上千薯粉向着他大喊「1號曾特首」，而這件事竟然發生在撕裂和冷感多年的香港人身上的時候；我就知道，最後愛上了錯的人而令香港再受仇恨詛咒的，不是薯粉，更似是明日硬要把票投給林鄭的娥粉選委，你們親手丟掉了讓港人修補內心傷痕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你身邊有冇人叫「阿聰」？

明報 專欄

如果你的事業算是處於高峰，如果你的職銜算是「好打得」，那麼大概是時候檢視一下，圍在你身邊眾多的豬朋狗友之中，有沒有一個人，他的名字叫「阿聰」？特首選舉論壇本來只得三個主角，去到最後，卻紅了一個阿聰。阿聰平地一聲雷，是因為林鄭有這麼一刻，難得地真情流露：「我好佩服你（薯片叔）有個非常之叻的政治助理阿聰。有人話如果這次我選到你選唔到，不如請阿聰來加入我團隊。」

不足廿四小時之後，阿聰現身，他拍了一條短片，訴說他跟薯片叔之間的關係。當中提及他們特訓薯片叔時，阿聰這樣囑咐同事：「放心，佢任毆唔嬲。」於是，團隊肆無忌憚地作出批評。這種畫面的定格，不是在每個人的生命中，都有幸出現；來自善意的抽秤，本來就價值連城，讓人不敢開口定價，因為生怕來自你無知的一舉手一投足，都會驚動了如此美好的瞬間。

那一刻我想，當日論壇完結，林鄭返回後台時，她的團隊又會如何「批評」老細方才向敵方阿聰，所發出的「挖角」聘書？如果林鄭得到負面的答案，那麼阿聰其實早就在你的身邊；如果林鄭換回來的，僅是一大堆的唯唯諾諾，那麼千萬不要把這班人辭退，因為要他們掩住良心說語言的偽術，其實非常痛苦。

看完阿聰的短片，我想起希拉里去年敗選後的講話：「有時我們贏，有時輸，但永不要失去信念。」也想起蔡英文五年前輸給馬英九後，她這樣說過：「你可以哭泣，但不要泄氣。你可以悲傷，但是不要放棄。」然後是阿聰這一句：「夢可能成真，可能落空，但不是最緊要。這個夢發了，再醒來，就算世界看來仍是一樣，但其實這個世界已經不同了。」

我很怕夢醒。

（編按：特首選舉候選人還有3號胡國興）

明報：當非主流遇上主流 海納百川不是想像

2017.3.19

明報星期日生活

影片

上星期的傍晚，雨下得有點密，我在跑馬地運動場跑完最後一圈1.4公里，便冒雨衝回更衣室。打開儲物櫃，拿出手機，接連來了三個短訊；一看，原來是寫作班學生「Sam哥」。他問我議論文如何可以寫得吸引而不沉悶：「我有好多話題想發表意見。」

我渾身濕透，冷得直打哆嗦，猶豫一刻，還是先回覆他幾句。打完字後想跳出whatsapp，他那張profile照片卻映入眼簾——這個男生，竟然把頭像換上了他跟獨居長者陳伯的合照！

此時，再收到他傳來這一句：「我鍾意寫嘢。」我有點激動，如此回覆：「這是叫一個寫作班導師最感動的說話。」但拿住手機的我，其實半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兩年前的春天，我認識了Sam哥。其實除了他，還有八、九個少年人，他們來自不同中學，但每星期有一日，我們在薄扶林道一個臨海的校舍「見面」。呀不，其實只有我見他們的面，因為他們看不見我。

在心光學校的課室上寫作課，但他們看不見我，或者把我看成一個模糊的黑影，或者是一團白花花的光。少年人小時候都在這裏讀書，升上中學後接受融合教育，各自考上不同的主流學校。因着這個寫作班，大家再與兒時玩伴碰頭，僅我這個老師是「外人」。

這已是兩年前的事，寫作班很早就完了，但我們都懷念一起上課的日子，於是自行把時光複製，偶爾相約到咖啡室「扮上課」。幾個月前，我正飲着latte，就聽到他們的嘮叨。Sam哥說：「你現在看到的我，不是平時的我，平時我極少出聲。」諾兒搭上一句：「我中學時也是個小小的邊緣人，隨時有一天沒上學，也沒有人知。」Bosco說：「出面的同學，一聚頭就講打機，我們立刻就沒有話題，以後也難有話題。」

即使主流也有分歧

我唯有緩緩地吐出一句：「其實所謂主流，都充滿分歧，小時候在課室、長大後在辦公室，能交到的朋友也是很少，我們之間都有很多排斥……」不過相對視障人士融入主流所面對的壓力，我知道自己的說詞其實蒼白無力。海納百川，大概是一種想像。

我和朋友李鸝說起此事，她默默點頭。我就知道她明白，她怎會不明白。她妹妹小時候發高燒導致聽障，生命只活到廿六歲，一直都在排斥和融合的迷思中苦苦掙扎。其妹去世後，李鸝成立了慈善機構「龍耳」，助聽障者融入社會。幾年前我和她因着訪問而結識，正合作進行一些寫作計劃。

「應該可以做點事情。」我倆衝口而出，相視微笑。

第一站，我們去薄扶林的心光學校，想多了解視障同學的寫作興趣；並嘗試大膽假設，把文字寫作發展成社會企業的可能性。接着，我們聯繫了一些老人院和服務獨居長者的機構，想試探一下，訪問長者記錄生命故事可有其價值？很多人不認識視障人士，很多人同樣不了解長者，若將兩種非主流連結，大抵也算一種「融合」？

再假設有一天，社會上愈多的非主流給連結起來，那是否意味着輪到「主流人士」化作百川，汲汲與大海相融？

我問李鸝：「會唔會諗多咗？」

她好像沒聽到，續說：「那我們搞眾籌，才會令這件事有更多持份者。」

我說：「那我找間主流學校加入，看看融合是如何發生的。」

她問：「會唔會搞大咗？」

我當沒有聽到，續說：「不如早唞先，明日再傾。」

文字採訪可變社會企業？

眾籌就這樣開始了，那是去年的十一月，我們把籌款期限設定為三十天，目標是三萬八千元，行動代號是「那一代的時光」。計劃是把視障和主流學校的學生，配對成組，一起合作採訪老人家，再由寫作班上的視障同學執筆，記錄長者的生平故事，最後編輯成小書發布。我們付筆者稿酬，想像長遠能否把文字採訪發展成社會企業。

第一天收到的第一筆款子，是五千大元，李鸝給我傳來一個超驚訝的表情符號，而我則回了她三個。她說，那五千元由她一位朋友贊助，我秒回：「可我的朋友跟我一樣都是窮鬼。」

問人要錢，是如此困難，尤其我們只是售賣一種概念式的溫暖行為。接連好多天，眾籌網頁的金額都紋風不動。我在facebook寫了個長篇大論的status，左思右想，經多番修改始「撳」出街，惟李鸝讀完後，給我發了一個信息：「睇完都唔知，原來你想叫人金錢贊助……」

我們每日看進帳，但眾籌每日都只得寸進。去到限期前一日，第廿九天的早上，我們僅籌得目標資金的四成。到最後一天，網頁顯示有一筆五千元來款，大喜，卻完全沒有頭緒是誰慷慨解囊。但這筆錢讓我們籌措到目標金額的53％，共有二萬一千元。

眾籌截止後，我收到一則尋人啟示。那是區聞海醫生讀過我某段小小的文字後，在臉書尋人，想給我們資助。我按捺不住興奮，立即向李鸝示威：「終於有人因為我，而給『那一代的時光』贊助了！」也是後來才知道，有一位遠在加國的老奶奶，讀到這個計劃覺得喜歡，而給我們送了一點錢。

以前上班，每個月定期出糧，卻還不如這一次……二萬幾蚊的價值，在於每個＄1都有重量。我和李鸝也未買過樓，就學人起樓，我誠心祈求，這個樓花千萬不能爛尾。

參加者名單超出預期

事情有點超出預期。

各自奔走聯絡後，最後確認的參加者名單，包括十一個視障學生、六個健視生、五個獨居長者、五個老人院長者、一個院長、一個社工、一個服務創辦人、一個職員、先後四個義工、再加上兩位老師，還有N個不同的whatsapp 群組，以及計劃背後接近二十個贊助人。每次想起，我腦裏就有把聲音嘀咕：「真係搞大咗。」

去年十二月，聖誕節前八天，我們辦了一個工作坊，牽引視障生和健視生見面。在九龍塘地鐵站集合，我遠遠看見遲大到的視障生曉慧在閘口「四圍望」，遂跑過去想大聲一叫嚇唬她，卻發現一個大叔站緊她身邊，亦步亦趨。我趕緊換上認真表情，有禮地想打個招呼時，大叔卻輕輕的用眼神示意，拋下三個字：「我走啦。」就逃了。

細問才知道這位陌生大叔已伴乘了幾個車站，再領曉慧到閘口等候，確保她沒去錯地點。一刻之間我有點感動，天下之水莫大於海，海納百川或許不止於想像。

如果硬要用視力好壞來把人分類，那坐在我右邊的就是壞學生，左邊的就是好學生。左右兩邊，好人壞人，如何互相認識，這讓我想起自己第一天處身心光學校時的一種不知所措。真的，融合真是一個大課題。

不介意「睇」電影 介意「聽」電影

一如所料，左邊的好學生，在他們十幾歲的生命中，從未認識過失明的人。於是我代左邊的好人，向右邊的壞人提問，即使他們中間相隔的，其實只有一張食飯枱：「心光同學，你們是否介意別人話你們『盲』？」右邊立即七嘴八舌：「如果不出於惡意，我覺得可以接受。」、「剛剛失去視力時，我聽到盲字很不開心……」、「我覺得用失明和視障，會比用盲字來得較舒服。」

左邊的好學生全神貫注。

我繼續面向右邊的壞學生提問：「心光同學，如果我問，你有冇『睇』某齣電影，你們會否不高興？」右邊踴躍回答：「我自己都講『睇』字㗎啦，哈哈哈！」、「如果你刻意把『睇』字換成『聽』電影，我反而會介意。」

左邊的好學生大笑。

我望望坐在右邊的諾兒，她先天眼睛病變，從未擁有過視力，但會大膽得跟弱視的同學去溜冰，我問她：「不如你分享一件令你覺得被冒犯的事情？」她想了想答：「去年DSE放榜，不少人跟我說：『你的成績，比很多有障礙的人考得好喎。』」我忍不住笑了，點點頭接下去：「諾兒，你的對手應該是全香港的考生！」她也笑：「就是啊！我寧願你跟我說，好多人考得比你好。」

我轉頭看Bosco，這個男生正在念初中，我認識他時，明明跟我一樣高，現在卻長到180cm，「你呢，Bosco？」他輕描淡寫的說：「我拿住手杖，有人撞上來，跟我說：『你睇路啦！』」右邊的壞學生笑了出聲，大概都身同感受，Bosco續說：「我心想，你又唔睇路？」我問：「但你嘴裏有沒有駡人？」他答：「我說Sorry。」

這些小故事，其實我已聽過好幾遍；或者說，重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小故事，其實都很相似。但每一次他們再講，每一次我都動容。因此很快我就發現，坐在右邊的壞學生，原來是我的好老師。

好壞組合：一個寫 一個聽

聖誕節翌日，我們一行接近二十人，整天趕路。早上先去訪問獨居長者，下午則造訪老人院，受訪對象人人八十有幾，最年長一位今年九十歲。學生樂詩帶着她的導盲犬Bene出動，不論上巴士、轉地鐵，還是在老人院的睡房裏，牠永遠都造成溫柔的共震。

受訪長者的鄉音濃重，在旁觀察，我其實暗自冒汗。視障同學都把耳朵湊得很近，仔細去聽；健視同學則把眼睛哄在簿子上，一粒粒文字小如蒼蠅，落力記錄重點，他們的認真，其實很叫我意外。

老人家訴說過去時不吝嗇情感，講完後則如釋重負；儘管當記者這麼多年，但每次再得見受訪者的這種臉容變化，我仍然欣喜。只是有一刻，當我發現老人院的李泉伯伯，牀下底原來擱了一份早年由學生替他撰寫的生平故事時，我生出了疑惑：如果訪問文章最後只得一個讀者，故事記錄還有意義嗎？

慶幸記者會沒有記者

上月中，我們在中環借來一個小小的地方，舉行了一個發布會。那是星期六的午後，陽光灑滿一地，四位獨居長者和七個心光同學，前來相聚。但這個記者會，最後沒有一個記者出現。

我心底舒一口氣。

沒有記者的記者會，讓我們返回事情的原點，讓受訪的老人和訪問的學生，當回這件事的主角。臉上笑出了一朵花的文霞婆婆，捉住諾兒的手不願放，她鏗鏘地說：「我九十歲囉，但我身分證呢，寫我八十六歲，呵呵。」房間裏每個人，都情不自禁大聲拍掌，冷不防文霞婆婆再補一個V字手勢，對準相機問：「係咪影緊啦？」

Sam哥筆下的陳劍雲伯伯，是個會在重要場合穿西裝的人。訪問那天，他出動了西裝皮鞋和皮包，但此刻卻把恤衫換上了羽絨背心，他解釋由於記者會在周末的中環舉行，因此他想穿得年輕一點。兩年前的Sam哥，是鐵板一塊，但後來我愈發覺得，他其實感情飽滿，他煞有介事的說：「陳伯，我好唔捨得你。」

我不知道，一副武裝底下的陳伯，原來感情更深。他拿起咪，瞇起眼睛，說了這番話：「我很感動……過去的事情，其實我早把它收藏在心底深處，忽然之間，是你（訪問我），讓我的回憶再次湧現出來……好多謝你。」然後他合十手掌，向身旁比他小六十幾歲的Sam哥，深深地鞠躬；老花鏡片背後的眼睛，我看出了淚光。Sam哥應該沒看清，但他為陳伯寫的故事，即使是只得一個讀者的文章，大概也無減採訪的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