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渾身濕透，冷得直打哆嗦，猶豫一刻，還是先回覆他幾句。打完字後想跳出whatsapp，他那張profile照片卻映入眼簾——這個男生，竟然把頭像換上了他跟獨居長者陳伯的合照！
此時，再收到他傳來這一句：「我鍾意寫嘢。」我有點激動，如此回覆：「這是叫一個寫作班導師最感動的說話。」但拿住手機的我，其實半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兩年前的春天，我認識了Sam哥。其實除了他，還有八、九個少年人，他們來自不同中學，但每星期有一日，我們在薄扶林道一個臨海的校舍「見面」。呀不，其實只有我見他們的面，因為他們看不見我。
在心光學校的課室上寫作課，但他們看不見我，或者把我看成一個模糊的黑影，或者是一團白花花的光。少年人小時候都在這裏讀書，升上中學後接受融合教育，各自考上不同的主流學校。因着這個寫作班，大家再與兒時玩伴碰頭，僅我這個老師是「外人」。
這已是兩年前的事，寫作班很早就完了，但我們都懷念一起上課的日子，於是自行把時光複製，偶爾相約到咖啡室「扮上課」。幾個月前，我正飲着latte，就聽到他們的嘮叨。Sam哥說：「你現在看到的我，不是平時的我，平時我極少出聲。」諾兒搭上一句：「我中學時也是個小小的邊緣人，隨時有一天沒上學，也沒有人知。」Bosco說：「出面的同學，一聚頭就講打機，我們立刻就沒有話題，以後也難有話題。」
即使主流也有分歧
我唯有緩緩地吐出一句：「其實所謂主流，都充滿分歧，小時候在課室、長大後在辦公室，能交到的朋友也是很少，我們之間都有很多排斥……」不過相對視障人士融入主流所面對的壓力，我知道自己的說詞其實蒼白無力。海納百川，大概是一種想像。
我和朋友李鸝說起此事，她默默點頭。我就知道她明白，她怎會不明白。她妹妹小時候發高燒導致聽障，生命只活到廿六歲，一直都在排斥和融合的迷思中苦苦掙扎。其妹去世後，李鸝成立了慈善機構「龍耳」，助聽障者融入社會。幾年前我和她因着訪問而結識，正合作進行一些寫作計劃。
「應該可以做點事情。」我倆衝口而出，相視微笑。
第一站，我們去薄扶林的心光學校，想多了解視障同學的寫作興趣；並嘗試大膽假設，把文字寫作發展成社會企業的可能性。接着，我們聯繫了一些老人院和服務獨居長者的機構，想試探一下，訪問長者記錄生命故事可有其價值？很多人不認識視障人士，很多人同樣不了解長者，若將兩種非主流連結，大抵也算一種「融合」？
再假設有一天，社會上愈多的非主流給連結起來，那是否意味着輪到「主流人士」化作百川，汲汲與大海相融？
我問李鸝：「會唔會諗多咗？」
她好像沒聽到，續說：「那我們搞眾籌，才會令這件事有更多持份者。」
我說：「那我找間主流學校加入，看看融合是如何發生的。」
她問：「會唔會搞大咗？」
我當沒有聽到，續說：「不如早唞先，明日再傾。」
文字採訪可變社會企業？
眾籌就這樣開始了，那是去年的十一月，我們把籌款期限設定為三十天，目標是三萬八千元，行動代號是「那一代的時光」。計劃是把視障和主流學校的學生，配對成組，一起合作採訪老人家，再由寫作班上的視障同學執筆，記錄長者的生平故事，最後編輯成小書發布。我們付筆者稿酬，想像長遠能否把文字採訪發展成社會企業。
第一天收到的第一筆款子，是五千大元，李鸝給我傳來一個超驚訝的表情符號，而我則回了她三個。她說，那五千元由她一位朋友贊助，我秒回：「可我的朋友跟我一樣都是窮鬼。」
問人要錢，是如此困難，尤其我們只是售賣一種概念式的溫暖行為。接連好多天，眾籌網頁的金額都紋風不動。我在facebook寫了個長篇大論的status，左思右想，經多番修改始「撳」出街，惟李鸝讀完後，給我發了一個信息：「睇完都唔知，原來你想叫人金錢贊助……」
我們每日看進帳，但眾籌每日都只得寸進。去到限期前一日，第廿九天的早上，我們僅籌得目標資金的四成。到最後一天，網頁顯示有一筆五千元來款，大喜，卻完全沒有頭緒是誰慷慨解囊。但這筆錢讓我們籌措到目標金額的53％，共有二萬一千元。
眾籌截止後，我收到一則尋人啟示。那是區聞海醫生讀過我某段小小的文字後，在臉書尋人，想給我們資助。我按捺不住興奮，立即向李鸝示威：「終於有人因為我，而給『那一代的時光』贊助了！」也是後來才知道，有一位遠在加國的老奶奶，讀到這個計劃覺得喜歡，而給我們送了一點錢。
以前上班，每個月定期出糧，卻還不如這一次……二萬幾蚊的價值，在於每個＄1都有重量。我和李鸝也未買過樓，就學人起樓，我誠心祈求，這個樓花千萬不能爛尾。
參加者名單超出預期
事情有點超出預期。
各自奔走聯絡後，最後確認的參加者名單，包括十一個視障學生、六個健視生、五個獨居長者、五個老人院長者、一個院長、一個社工、一個服務創辦人、一個職員、先後四個義工、再加上兩位老師，還有N個不同的whatsapp 群組，以及計劃背後接近二十個贊助人。每次想起，我腦裏就有把聲音嘀咕：「真係搞大咗。」
去年十二月，聖誕節前八天，我們辦了一個工作坊，牽引視障生和健視生見面。在九龍塘地鐵站集合，我遠遠看見遲大到的視障生曉慧在閘口「四圍望」，遂跑過去想大聲一叫嚇唬她，卻發現一個大叔站緊她身邊，亦步亦趨。我趕緊換上認真表情，有禮地想打個招呼時，大叔卻輕輕的用眼神示意，拋下三個字：「我走啦。」就逃了。
細問才知道這位陌生大叔已伴乘了幾個車站，再領曉慧到閘口等候，確保她沒去錯地點。一刻之間我有點感動，天下之水莫大於海，海納百川或許不止於想像。
如果硬要用視力好壞來把人分類，那坐在我右邊的就是壞學生，左邊的就是好學生。左右兩邊，好人壞人，如何互相認識，這讓我想起自己第一天處身心光學校時的一種不知所措。真的，融合真是一個大課題。
不介意「睇」電影 介意「聽」電影
一如所料，左邊的好學生，在他們十幾歲的生命中，從未認識過失明的人。於是我代左邊的好人，向右邊的壞人提問，即使他們中間相隔的，其實只有一張食飯枱：「心光同學，你們是否介意別人話你們『盲』？」右邊立即七嘴八舌：「如果不出於惡意，我覺得可以接受。」、「剛剛失去視力時，我聽到盲字很不開心……」、「我覺得用失明和視障，會比用盲字來得較舒服。」
左邊的好學生全神貫注。
我繼續面向右邊的壞學生提問：「心光同學，如果我問，你有冇『睇』某齣電影，你們會否不高興？」右邊踴躍回答：「我自己都講『睇』字㗎啦，哈哈哈！」、「如果你刻意把『睇』字換成『聽』電影，我反而會介意。」
左邊的好學生大笑。
我望望坐在右邊的諾兒，她先天眼睛病變，從未擁有過視力，但會大膽得跟弱視的同學去溜冰，我問她：「不如你分享一件令你覺得被冒犯的事情？」她想了想答：「去年DSE放榜，不少人跟我說：『你的成績，比很多有障礙的人考得好喎。』」我忍不住笑了，點點頭接下去：「諾兒，你的對手應該是全香港的考生！」她也笑：「就是啊！我寧願你跟我說，好多人考得比你好。」
我轉頭看Bosco，這個男生正在念初中，我認識他時，明明跟我一樣高，現在卻長到180cm，「你呢，Bosco？」他輕描淡寫的說：「我拿住手杖，有人撞上來，跟我說：『你睇路啦！』」右邊的壞學生笑了出聲，大概都身同感受，Bosco續說：「我心想，你又唔睇路？」我問：「但你嘴裏有沒有駡人？」他答：「我說Sorry。」
這些小故事，其實我已聽過好幾遍；或者說，重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小故事，其實都很相似。但每一次他們再講，每一次我都動容。因此很快我就發現，坐在右邊的壞學生，原來是我的好老師。
好壞組合：一個寫 一個聽
聖誕節翌日，我們一行接近二十人，整天趕路。早上先去訪問獨居長者，下午則造訪老人院，受訪對象人人八十有幾，最年長一位今年九十歲。學生樂詩帶着她的導盲犬Bene出動，不論上巴士、轉地鐵，還是在老人院的睡房裏，牠永遠都造成溫柔的共震。
受訪長者的鄉音濃重，在旁觀察，我其實暗自冒汗。視障同學都把耳朵湊得很近，仔細去聽；健視同學則把眼睛哄在簿子上，一粒粒文字小如蒼蠅，落力記錄重點，他們的認真，其實很叫我意外。
老人家訴說過去時不吝嗇情感，講完後則如釋重負；儘管當記者這麼多年，但每次再得見受訪者的這種臉容變化，我仍然欣喜。只是有一刻，當我發現老人院的李泉伯伯，牀下底原來擱了一份早年由學生替他撰寫的生平故事時，我生出了疑惑：如果訪問文章最後只得一個讀者，故事記錄還有意義嗎？
慶幸記者會沒有記者
上月中，我們在中環借來一個小小的地方，舉行了一個發布會。那是星期六的午後，陽光灑滿一地，四位獨居長者和七個心光同學，前來相聚。但這個記者會，最後沒有一個記者出現。
我心底舒一口氣。
沒有記者的記者會，讓我們返回事情的原點，讓受訪的老人和訪問的學生，當回這件事的主角。臉上笑出了一朵花的文霞婆婆，捉住諾兒的手不願放，她鏗鏘地說：「我九十歲囉，但我身分證呢，寫我八十六歲，呵呵。」房間裏每個人，都情不自禁大聲拍掌，冷不防文霞婆婆再補一個V字手勢，對準相機問：「係咪影緊啦？」
Sam哥筆下的陳劍雲伯伯，是個會在重要場合穿西裝的人。訪問那天，他出動了西裝皮鞋和皮包，但此刻卻把恤衫換上了羽絨背心，他解釋由於記者會在周末的中環舉行，因此他想穿得年輕一點。兩年前的Sam哥，是鐵板一塊，但後來我愈發覺得，他其實感情飽滿，他煞有介事的說：「陳伯，我好唔捨得你。」
我不知道，一副武裝底下的陳伯，原來感情更深。他拿起咪，瞇起眼睛，說了這番話：「我很感動……過去的事情，其實我早把它收藏在心底深處，忽然之間，是你（訪問我），讓我的回憶再次湧現出來……好多謝你。」然後他合十手掌，向身旁比他小六十幾歲的Sam哥，深深地鞠躬；老花鏡片背後的眼睛，我看出了淚光。Sam哥應該沒看清，但他為陳伯寫的故事，即使是只得一個讀者的文章，大概也無減採訪的價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