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

香港01:寫給黃家正:如果記憶可以 rewrite

2016.3.31

01博評

我在Facebook PM黃家正。
因為我有點記不起來,兩年前的三月,當我還在雜誌當記者時,為什麼會約他做人物專訪。好像因為他剛成立了一個音樂實驗坊,也好似因為他沉靜了一個青少年期之後,重新出現在鎂光燈前要開演奏會⋯⋯不過說到最後,作為一個記者,我約他做訪問,大概只衝着那套紀錄片《音樂人生》而來。
訪問最後做了5次,我聽他自己說自己;聽家正的朋友、合伙人、中學同學、小學老師說黃家正;再聽 KJ 在美國讀音樂時跟隨的大師 Mr Naoumoff,如何在電郵談 KJ Wong。到我要落筆書寫他的時候,我深深覺得,如果我們只有一次被記住的機會,而那套紀錄片作為他人生第一個標籤,也未免開了一個太錯誤的玩笑了。
去年,也是三月的時候,我和心光學校的視障學生,開始了一席課。這些學生的指頭很能讀點字,他們的耳朵很會聽風吹草動。而我們上課的地點,由薄扶林校舍的小課室開始、到浸會大學的咖啡廳,以至沙頭角一間村屋裏的乒乓球桌上;大家一個牽住一個的臂膀走,別人以為視障人士難以去到的地方,都成為了我們動筆的場景。失明大抵也是一個標籤,我當時想,如果學生也能認識黃家正,認識另一個被標籤了的人⋯⋯
他是那種正氣中有點邪,高深得來接地氣,坦白得來扮嘢,humble 得來不會卑微,所謂「有種」的人。黃家正很快就答應來上我們的課,做他最不喜歡的被訪者角色。記得我們為這個訪問排練了兩堂課,學生先從《音樂人生》那個標籤去認識他,再讀他的訪問,還足足為此緊張了兩星期。訪問做完,臨離開時,家正說了一句:「半年後我會有個好正而且好勁的show,我請你們來看。」
黃家正一走,大家重重地呼一口氣 。有學生說:「佢真係幾寸!」有學生說:「佢真係好勁!」有學生說:「佢真係好坦白!」有學生問:「佢靚唔靚仔?」我答:「佢應該覺得自己幾靚仔。」

在上月尾舉行的那場「指魔俠」鋼琴獨奏會上,黃家正送給我們17張門票,坐滿大會堂演奏廳第一行和第二行共17個座位。當他在台上彈完莫扎特和沃洛多斯的土耳其進行曲時,坐在我旁邊的樂詩碰碰我手肘輕輕的說:「他一邊彈琴一邊哼歌,唱出聲來,他一定很投入。」都說他們是能聽到風吹草動的,而我即使雙眼炯炯地盯住,其實看到的也只是一座琴和一個人,看不見他嘴巴在唱歌。演奏會尾聲,他走入觀眾席,煞有介事的說,要徵詢一男子意見,才決定究竟用哪一節樂章以為音樂會作結;然後他走到父親旁邊,把咪遞給黃爸爸要他回答。任何人如果是因着紀錄片的標籤而認識黃家正的話,那一刻,大抵都拈花而微笑了。
大部分人被標籤之後,大抵都如撞了邪般按着標籤的方式活下去,我搞不清這叫宿命還是什麼,而要刪除別人心裏的記錄再rewrite也太難。黃家正製造了第二次讓別人重按「save」磁碟 icon 的時刻,謝謝你讓我和我的學生,都似懂非懂的明白了一些事情

後記
我給家正寫信,其實也是寫給學生的。那天在音樂廳,我們一行17人得到特別待遇,獲工作人員安排循特殊通道出入。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關照,學生感受起來這是一個標籤。要hack入人家的記憶裏,把那一個標籤刪除再rewrite,不是沒有可能的;正如你們訪問家正的前一刻,仍然覺得他是《音樂人生》裏那個臭小子,到你們聽完演奏會再落筆,他已經搖身變成「偶像」了。駭客不易當,這個形象工程也不易為,願與你們共勉。
吳曉慧:多謝你邀請我們看你的演奏。我最近有很多煩惱,例如選科,與朋友之間的問題,與家人之間的問題,還有學校的問題。我聽完你的演奏後,我開始慢慢思考這些問題,再把問題逐一解決了。音樂果然是一種神奇的東西,即使不懂它的意思,它也能帶動人的思想,它充滿感染力。
李誠茵:這天令我非常難忘,因為可以讓我重新體會古典音樂的另一種風味。每一個旋律都那麼動聽,感謝黃家正給我們這個機會來聽音樂會,希望你把古典音樂的正面訊息帶給更多人。
練子諾:衷心感謝你送出門票,讓我能一睹你的風采。你的琴技和分享音樂的熱誠,令我讚歎。看過音樂人生後,總覺得你很「串嘴」很難相處。 但上次訪問你之後,才明白到你內心的掙扎,加上你在表演中段的演講分享,又讓我看到你幽默一面。我相信你由始至終對音樂的態度和熱情是絲毫沒變,就是透過音樂表達和分享不同訊息,並且反對把音樂功利化。
蔡樂詩:家正超凡的彈琴技術就不用多說了,欣賞過這場音樂會後,我領悟到一位音樂家對音樂和觀眾的熱情,才是最重要。雖然手傷了,但他依然堅持每天五時半起床練琴,他這份對音樂和觀眾的執著,不是每個表演者都擁有。家正一邊打着拍子、嘴裡一邊哼着旋律,可見投入。其實不僅演奏,在日常生活中,投入和熱情,我想才是最好的活著的法門。
歐陽尚彝: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場聽音樂會。昔日在電視前看演奏會的轉播,總覺得跟那個樂手隔了很遠的距離,但今次,我跟樂手竟是零距離。這個音樂會改變了我的看法,從前覺得一個音樂會最重要的,是樂手的演奏一定要悠揚悅耳,但現在我明白到若他能帶起台下觀眾的互動,才是可遇不可求。謝謝黃家正。
方昊:這是一個很難忘的夜晚。我從未看過鋼琴獨奏,而且還坐在前排。黃家正在某次訪問裏講過,他不很計較付出,因為很多人曾為他付出過。我也想感謝幫過我的人,就算是多作幾篇文也沒所謂!
鄧麗銘:我看過黃家正的《KJ音樂人生》紀錄片,對他口中那個「真正」的音樂世界充滿好奇,帶着一點緊張,我坐到演奏廳的最前排。貼心的位置還有親筆簽名的海報,製作團隊定必很用心。燈光漸暗,全場鴉雀無聲,只有停住的呼吸及萬分期待。凝住的空氣裏,一名穿著黑色皮外套、帶上黑色戒指和太陽眼鏡的型男信心滿滿走到台上,安靜一下子灰飛煙滅,觀眾譁然,驚訝的瞪大了眼。他就是「指魔俠」黃家正,那個永遠在茫茫人海中閃亮的人。指法、音調、速度、情感,實在無懈可擊,但我並不滿足於這些。我認為他想表演的並不止才華,要是只有按鍵力度和準確度,相信機械人比任何人來得更好,但你永不會喜歡它們的鋼琴,因為這欠缺了最值得欣賞、最具感染力的東西——熱誠。家正竟然邊彈奏邊哼出音樂!他樂在其中,臉上掛着笑容擺動身體,世界彷彿只剩下鋼琴、樂韻、還有那個散發着光華的黃家正。火焰是那麼的熾熱,當刻,誰管他能不能靠今晚賺回成本?只感受到台上的他全情投入追求優美的音樂,沒有雜念,卻有無比的快樂和享受,這是他真正的音樂世界,今晚帶了我們走一趟,很完美,如果不是親身拜訪過,你絕對不會知道。或許這是人類永遠不可能被取代的,不論是聽老師講課還是看表演,當人單純的喜愛、追求、享受某種事情時,便自然樂此不疲。經過練習,在人群中展現的便是無與倫比的那一股感染力,身邊的人自然仰慕他、欣賞他。記得黃家正訪問時說過:「對事情擁有一份執著的人,定會與眾不同。」正是這股熱誠與執著,使他鶴立雞群,成為在台上光芒四射的黃家正。對於同樣習琴的我,他成為了我的目標,盼望將來能再次親身聽到家正的演奏。

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

端傳媒:王惠芬 黑暗家庭裏,有世上最美麗的姐姐

2016.3.21

端傳媒 家庭照相館

表現愛的人,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最先學習到的,原來是恨。



左:妹妹王惠芬;右:姐姐王惠敏(「家庭照相館」的影樓照)
左:妹妹王惠芬;右:姐姐王惠敏(「家庭照相館」的影樓照)

王惠芬與香港的少數族裔,有着無數動人故事。她的一句話,令一位南亞裔沒有自殺;她在警署與法庭之間奔波,替不同於自己膚色的人們求情、爭取保釋。她是少數族裔在香港的明燈,被稱為「膚色的鬥士」。
不過當她關上門回到自己的家時,王惠芬,卻甚麼也不是。
「我在家裏連人都不是,我媽沒有當我是人,我是nobody。」
一輩子都在當社工的她,見盡大大小小的家庭悲劇後,她這樣形容自己的家:「我沒見過一個家庭好像我的家那樣,如此不堪。」
話未說完,王惠芬的姐姐王惠敏接下去:「如此不堪,只因為一個女人。」說這個故事很難,難在它不是童話。

第一課:四個傻人

第一次見王惠芬,我們交談未及幾句,她雙手掩住臉,嚷了起來:「我媽很醜樣的,她是醜版余慕蓮!而我比較像她。」未幾,她的二姊王惠敏走過來打招呼,我愣了一下,忍不住說:「你很漂亮啊!」她笑著摸摸臉頰,「噢,老了。」
事後回想,才發現她們的反應,原來也是故事一部分。
如果真的要尋根問底,悲劇大概都有它發展的模式。第一幕在福建泉州開始,王惠芬的外公,因其教授的身分,在文革時被批鬥得狠,全家為此也受折磨。有人提議讓王惠芬的媽媽,嫁一個僑胞,便可救他們出火海。就這樣,王的媽媽被迫離開當時的愛人,下嫁了這個老公,而他是弱智的,但有點錢。
這個前因之後,王惠敏和王惠芬,才有屬於她們的戲份上演。
姐姐王惠敏說:「那是黑暗的歲月。」
妹妹王惠芬說:「那是無數痛苦的累積。」
她們住的屋,在村裏最架勢(編者註:有氣派),因為阿爺在菲律賓賺披索,阿嫲和阿爸在香港賺港幣,僑胞家庭,收外滙做家用,高人一等,不同一般農民。但雅室外的牆壁,全部給寫上重重覆覆的幾隻大字:「傻」和「戇」。
王氏生了五個孩子,四姐一弟。大姐孭着(編者註:背着)幺弟上街,鄰居指住她大笑「傻婆」,幼妹找人玩耍,會被包圍嘲弄,叫她「白痴」,駡她「精神病」。一家七口,四人智障,手足之間只有惠敏和惠芬這兩姐妹「正常」。
排第二的王惠敏,自小已扛上家庭的包袱,孰料之後成為她的宿命。她每早要替智障的姊妹梳理頭髮、打點各人上學;對外她會用拳頭保護手足、用偷竊去報復欺凌,對內她會扯大姊的頭髮、捏她的手臂,整個人是一團燒得沸騰的憤怒和仇恨,而那個她,也不過十歲。
排第三的妹妹王惠芬,因有姐姐在前,而避過一劫,但逃跑兩字自此成為她命運的烙印。「我終日往街上跑,去罵毛澤東食屎,去聽大人講政治,不理家裏發生的事,因為都有姐姐扛。所以那時候,我活得比她輕鬆多了。」她記憶中最大的傷害,是媽媽的暴戾:「她的心情總是壞透,經常用扁擔把我們逐個打,滿身傷痕。」
換今日的說法,她們都是家暴的受害者。看着眼前兩個已然成熟的女人,話題觸及童年,情緒如遭烈火焚燒,各自跌入了三十幾年前人生的定格裏。我似誤闖別人回憶的禁區,袖手旁觀都是一種罪。
此時,姐姐王惠敏恨恨的說了一句話:「我六、七歲開始失眠,每個夜晚,看見和聽見很多大人的事情。有幾次我姑姐騙我說出來,然後當眾揭發,把我出賣,然後我媽又打又鬧⋯⋯對我是深深的創傷。」
妹妹王惠芬驚詫地追問:「真的?你說真的?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!」
姐姐王惠敏答道:「我們總是被鄰居竊竊私語嗎?嘲笑我們一家傻人,不得不離開家鄉,要到香港去。」
推遲了三十幾年才知道姐姐所受的更大委屈,王惠芬歉意地說:「她七歲開始就包辦家裏大麻煩小是非,我卻通山跑懶得理。」

第二課:一種快樂

1981年,王媽媽帶著四個子女來港,把弱智的四妹留在鄉下。根據內地當時的團聚規定,申請來港的僑胞,必須留一「活口」在大陸,以便收取匯款。於是,在新蒲崗如意大廈一間僭建的天台屋裏,他們與闊別多年的爸爸和嫲嫲團圓。
到埗後有一年時光,姐姐王惠敏說,是她唯一經歷過的快樂童年。
此時,妹妹王惠芬已兀自笑到抱著肚子:「哈哈哈,笑死我,那一年好開心。」
而她們的快樂,竟然來自一部電視機。話說《歡樂今宵》(編者註:香港第一個以彩色製作的電視節目,1967年開播)裏晚晚看見汪明荃,精靈的姐姐瞎編鬼話,說汪阿姐的胸脯是假的,是用兩個大橙子充撐。王惠芬信到十足:「有一晚汪明荃沒上節目,姐說因為她把橙弄丟了,要翌日買回兩個同樣大小的,才能上鏡,我完全相信,真的徹夜擔心。」
聽著妹妹把三分一世紀以前一個杜撰的情節,說得手舞足蹈,姐姐王惠敏第一次笑了,她嗆得眼有淚光。
王惠芬至今,其實仍帶有那種傻大姐的性情,因此這樁「汪明荃跌胸軼事」,很符合她的人物性格:「我是個很天真的人,姐姐卻很早熟,她瞎編的故事,我一下子就相信。她的朋友很多,社交很強,我信她有很多朋友告訴她八卦是非,所以一直信她會知道娛樂圈的秘聞。」
姐姐:「我講啥她都信,說最無聊的笑話,她就會笑個半死。」
當然,認識王惠芬的人,都知道她玩起來是個傻妞。
最後為僅僅得一年的快樂時光作結的,是八十年代一個Jacob朱古力廣告。說着她們就模仿起來,王惠芬表情誇張的用急口令方式唸:「小朋友你鍾唔鍾意食Jacob朱古力橙餅呀?小朋友你鍾唔鍾意食⋯⋯積及朱古力屎呀?」姐姐立即搶白:「當年我一定要阿妹答:我梗鍾意!(編者註:我當然喜歡)」
基本上是外人無法進入的情感地帶,而她倆在咖啡廳,卻大笑不止,笑得翻倒,引來旁人頻頻回望。

第三課:兩種沉淪

短暫的快樂以後,接踵而來的,是更大的悲劇。
姐姐王惠敏說:「我妹開始變了,她把頭髮剪得很短,貼住頭皮,在街上流連到三更才回家,情緒變得好剛烈,有一次嚷著要跳樓,我用盡力把她自窗邊拉回來。而我完全摸不透她發生了甚麼事。」唸完中二,母親就不准她讀書,要她出來工作打工,供養弟妹。「所以妹妹荒廢學業,令我很傷心。」
妹妹王惠芬告白:「其實我是受了很大的衝擊⋯⋯我一直以為,家人只是蠢,來到香港後,世界多了很多標籤,從此我才意識到,他們是另一種人,他們有個分類,叫做弱智。而弱智這個身份,是一世的。」
她在大陸的時候,會祈禱希望姐弟康復,上學後回復正常,卻是白日夢一場。於是她用回最熟悉的方法,就是逃避,她往外跑不回家,不願相信事實,抽離也是一種沉淪。
而姐姐則深深被捲入家庭巨大的悲劇漩渦裏。她到工廠車衣(編者註:用縫紉機縫製衣服),別人只賺到三千塊錢,她手腳勤快能賺六千元,悉數用作家庭開支;她要替弱智的父親找工作,帶他去見工( 編者註:面試),代他回應僱主的刁難;她還要安頓弱智的弟弟上特殊學校,周旋於每個家人的需要之間。「我是很喜歡出頭的一類人,把自己看得很大,自信可以保護他們每一個人。」逞強的性格,令她無從放下兩代人的不幸,太投入變成另一種沉溺。

第四課:媽媽的詛咒

這是一篇成年人的訪問,因為它假設了人性本惡,而且愛不是萬能。
姐姐王惠敏說:「我媽很貪錢,多年來一直如此。我不斷賺錢給她,想討好她,她也愈來愈依賴我。我以為給她愈多錢,她就會變成好人,變成好媽媽,好好對待弱智的姐弟妹。」
妹妹王惠芬說:「自小我媽就不喜歡我,她跟爸爸說,阿芬是個沒良心的人,叫他別對我好,潛意識裡我不斷想滿足她的這個假設。媽嫌我賺錢少,看不起我,她讓我覺得自己不是人⋯⋯我在家裏沒有位置,甚麼都不是。」
姐姐活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,妹妹活的是一種不能承受的輕。
王惠敏小時候已是美人胚子,她長得漂亮,會理不同款色的辮子,而且自覺美麗,也懂得自己的優勢。王惠芬則是一個小魔怪,她口水鼻涕糊一臉,不修邊幅,頭髮從來不理,她自覺醜陋,也曾懷疑自己是否智障。
媽媽愛用一美一醜將兩個女兒比較,每一句嘲笑原來她都深刻記住。
姐姐初中輟學,但長袖善舞,強於交際。她對投資炒賣別有眼光,很會賺錢。多年來負擔家中全部開支,從使喚金錢的自由中,她安置了自己的野心和慾望。王惠敏是個靈巧的人,悲觀卻積極,大概是她的生命裏唯一不晦暗的情節:「我的際遇很好,工作總是順利。遇到很多貴人,很好的朋友,他們樂意幫助我,讓我成功。這令我很喜歡自己,我一直都覺得,純粹是漂亮的外表,幫了我一大忙,我才幫到家庭的苦難。」
妹妹考上了大學讀社工系,她把自己心裏充沛的感情,找對了一條狠狠燃燒的藥引。她由當一個社工,到成立「融樂會」,不支薪多年,替香港的少數族裔取回很多權利和尊嚴。
「我對外人有很大同情,完全燃燒自己去幫人。姐姐其實一樣,她把自己燒了,去對我們一家人。」
2001年王惠芬成立了融樂會,創會時她跟姐姐說要搞一盤生意,王惠敏欣然注資。「姐姐給我五萬元,年年都問我,那究竟是甚麼生意,為何一直未回本,哈哈哈。在頭三年我一直沒糧出(編者註:發不出工資),我也在濫用我姐姐的愛心。因為她孭起了整頭家,我才得以所謂的追求理想。」她在外面,才找到自己。

第五課:現實容不下大團圓

如果是TVB(無綫電視)處境劇,他們應該跟母親和好,一起圍住吃餐飯作結;但現實大概更像HKTV(香港電視,爭取廣播牌照失敗),失望總是一次又一次,世界並沒有奇蹟。
姐姐王惠敏說:「她令身邊的人很痛苦,她毀滅了很多人的一生。我會盡責任把她照顧得好,但做不到跟媽媽拖手和飲茶。做不到。」
妹妹王惠芬:「我沒辦法去愛她。我可以放下憤怒,但我做不到去愛。」
父親後來患了精神病,在家需要更大的照顧。大姐在母親慫恿下,生了兩個孩子。四妹跟一個智障男生一起,也是經母親慫恿而生了一個智障的孩子。幺弟不懂控制慾望,幾次搞出人命,要靠王惠敏出面處理爛攤子。後來母親出動替兒子在大陸相了一個媳婦,最近這媳婦在內地「買」了一個兒子⋯⋯
本來是姐姐王惠敏,把三個外甥女全部帶回家湊(編者註:照顧),於是連她自己的兒子在內,總共是四個孩子。後來孩子讀書出了岔子,她急召妹妹王惠芬幫忙,於是有整整兩年,王惠芬撇下男友,帶著其中兩個外甥女到澳洲讀書,由姐姐付了百萬成行。
所以,說這個故事很難,難在它沒有先苦而後甜。最後我語塞,兩姐妹坐在我對面,苦笑。王惠芬打破沉默,說道:「做社工一輩子,我沒有見過比自己更大鑊(編者註:難關重重)的家庭,也沒有見過比我姐姐更能無條件愛家人的人,愛而不止出於責任,大概是我所見過,作為一個人最美麗的一種可能。」

林鄭母校教曉她什麼

明報副刊 專欄 評台圖片 N年前大學畢業時人仲年輕,曾跟大隊一窩蜂去考EO考AO,其中一份卷是《基本法》測試。我為此曾在一家星巴克蒲了好幾個鐘頭,把整本《基本法》念得滾瓜爛熟。考卷是選擇題,沒啥難度,最後我只錯了一條,雖高分但低能,所以沒被選上加入政府以明志。...